普列姆昌德(1880--1936)作为最早用乌尔都语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也是印度近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乌尔都语小说家,他还有“长篇小说之王”和“短篇小说之王”之称,他的乌尔都语创作和印地语创作一样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普列姆昌德发表了为数众多的乌尔都语短篇小说,是少见的高产作家。他的这些小说反映中下底层百姓生活、女性问题、社会问题、童年与成长、历史与风俗等,带有宣传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色。　　 本文通过对普列姆昌德生平及其乌尔都语小说的阅读和梳理,从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他在创作中出现的现象。一是他作为双语写作者,印地语是他的母语,他为什么首先采用乌尔都语进行创作,其后采取印地语进行创作。二是分析出他在小说中构建的四个印度的形象:雅利安印度、伊斯兰印度和不列颠印度这三个更具有现实感的印度,以及第四个印度——基于神话、历史和异邦想象的、更具有虚幻感的印度。针对这四个印度的形象,均列举小说进行分析论证。　　 为了发掘出普列姆昌德与他笔下这些印度之间的微妙联系,本文引入身份认同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框架,基于一些相关著述进行引论与综述,尤其是对阿兰·德波顿、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沃特森、马丁·麦格等人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介绍。其中作为重点,尤其是考虑到作者的印度人身份及其作品的经典性,特别讨论了阿玛蒂亚·森在学术名著《身份与暴力》中关于身份认同与暴力的关系、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问题等诸多因素。　　 根据上述身份认同与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并结合普列姆昌德笔下的四个印度,本文认为,这四个印度其实都是同一个印度,也就是被普列姆昌德虚构出来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印度,他对这些印度的构建,同时表达了他的身份认同观念是多元文化主义的。　　 但是,由于普列姆昌德生活的时代,他所置身其中的真实的印度正处在两种趋势中:一是从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独立运动,二是印度人的身份从多重性日益衰减,最后趋于单一、对立并产生暴力。普列姆昌德在转侧于他虚构的印度与他面临的真实的印度之间时,同时也面临了身份认同的困境,这一困境同时促使他在认同自己作为广义上的印度人的身份之际,同时感受到印度教徒这一族群身份的压力,在创作后期改用印地语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