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影像艺术的重要载体和深受大众喜爱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融汇现代高新科技、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较低而附加值较高的文化产业。1993年1月5日,广电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电影行业在制片、发行、放映方面的改革全面展开。2014年我国电影的总票房收入达296.39亿元,城市影院观众达8.3亿人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在中国迅速的发展也反映了其在大众传播媒介中无可取代的地位。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电影形式,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是它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它凸显其社会效益的证明。自1994年首次引进外国大片,国外电影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冲击日益加剧,同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也导致了受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与审美心理的逐渐变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旋律电影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着“市场反响不佳”与“观众接受不佳”的双重焦虑。因而创新与转型成为了主旋律电影改革的唯一出路,从《超强台风》到《救火英雄》,从《集结号》到《风声》,从《开国大典》到《建国大业》,主旋律电影始终走在一条不断进化与变革的道路上。媒介生态学作为一种绿色的、可持续的、系统的发展观,它将媒介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强调其系统中内外部的相互作用,认为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保持着“共生”和“竞争”关系,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得到良性的协调发展。本文将媒介生态学与传播学、电影学等多学科相结合,进行交叉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媒介生态的发展与现状,将七十年代至今中国媒介生态划分为“市场化生态时期”和“数字化生态时期”,然后将不同时期的媒介特点、受众偏好作为切入点对主旋律电影的变革历程进行剖析。将主旋律电影置于媒介生态的视域下,从主旋律电影的宏观面:外部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受众生态和内部的信息生态、符号生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考察。几十年间,中国电影媒介生态的宏观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策面的开放和宽松使得电影行业在软硬件方面飞速发展,受众生态的转变让商业电影迎来春天。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对大多数主旋律电影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三公观影”现象,靠获奖和获得政府认可并给予财政补助“输血”而存活的主旋律电影仍大量存在。这些电影遭遇“双重焦虑”的原因正是由于其墨守成规,没有按照媒介生态的发展方向进行内部的转型与升级换代造成的。而2009年后,一些同时在电影市场和受众接受度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主旋律电影,由于它们都遵循了市场化与电影“商品化”的原则,有的大胆启用知名演员、大牌导演,或在宣传营销投入大量资金,不遗余力地对电影进行推广,如《建国大业》、《张思德》、《辛亥革命》等;有的在叙事手法上吸取了好莱坞类型化的模式,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观众面前,最终获得了政府的首肯和观众的好评,如《风声》、《超强台风》、《救火英雄》等。处于高速发展态势的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是“数字化生态时期”的中心词。它们的进步同时推动了媒介技术的多元化发展,各种新媒体的诞生和它们对受众与市场的快速占有说明了中国媒介面临的发展趋势,想要摆脱窘境的主旋律电影也必须借力高新科技并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微电影作为互联网时代“微”的突破(包括微博、微信等)是主旋律电影应当切入的一个发展方向;微电影普遍具有低门槛和公益性的特点使其对“主旋律”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扩大;在微电影的题材上,由于它更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使平民观众更易于接受。从新兴的影视网络播放平台看,在影院第一次放映后,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手段的集成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络—平台—终端融合的媒体大融合格局,为电影的剩余场次及后电影产业链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低成本的二次放映空间(如各大视频网站、各个远程教育网站的网络点播)。对主旋律电影而言,在各大视频网站的播放能够发挥主旋律电影在文化产业中的“长尾效应”;而在各个远程教育网站上的投放既能为党员干部、大中小学生和广大群众增加学习和终身教育的免费资源,也能在网络平台上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的长期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