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以差异群体权利实现对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是欧美各国处理族际关系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本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欧美各国的与族裔问题相关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街头骚乱引起了人们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普遍的反思。从关注社会稳定与政治团结的基点出发，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认为其所推行的承认政治与族群权利销蚀了关乎共同体统一的国家认同。面对这一批判，多元文化主义者重新梳理自己的理论逻辑，认为其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国家建构模式压迫族群文化的一种理论回应，而且承认政治与差异群体权利的施行还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建构。现代国家必须承担起建构国家认同与保护多元文化的双重任务，这场争辩的发生显示了当下政治理论在有关族群文化与国家认同建构上的规范性理论的欠缺。本文试图在西方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语境下，通过对双方的规范基础与发生机制的梳理，分析现代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的内在互动的必然性，梳理基于共同体的统一性对多元文化主义销蚀国家认同的批判，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此作出的回应，总结并评价多元文化主义在平衡国家认同建构与族群权利上的理论尝试。国家认同是维持现代国家社会稳定与政治团结的基础，是涉及到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命题。现代国家边界法定明确性与现代社会内文化异质性决定了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本质上就是国家对国内差异性多元文化整合以建构统一的国族性。而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差异性的文化身份对人的重要性，认为传统自由主义国家建构本质上是以主流社会文化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同化，少数族群文化面临着被同化、被歧视、被污蔑的不公正对待。因此，应该以承认政治的方式实现对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不仅仅要消除社会中对少数族群文化的同化、歧视与污蔑，更要通过差异群体权利的方式，赋予少数文化族群以群体代表权、特殊福利权、自治权。形式上看，国家认同要求的政治整合与多元文化主义所要求的差异政治存在着强烈的张力。这一点也引起了自由主义在理论与现实层面上从社会稳定与政治团结出发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评，认为其必将导致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失败。自由主义批评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的承认政治对文化异质性的公共确证打破了社会生活的相似性，增强了族群之间的陌生感进而侵蚀了国家认同依赖的国族性基础；差异性公民权利则打破了公民身份的平等性，使得公民身份无法成为联结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个体的共同纽带，相反公民身份会成为不团结的一个诱因，而不是面对社会多样性培养国家认同的平台；多元文化主义以族性为基础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扭曲了与族群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本身应有的解决逻辑，使国家不能解决族群相关问题以及满足少数族群发展需求，进而削弱了族群成员对国家政治制度体系的认可；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族群身份工具化的逻辑，会引起族性群体本质主义倾向进而带来的族群间的社会隔阂，以及引发竞争性族性政治单位的出现引起的国家分裂的危险。面对以上诸多批评，多元主义者认为，其一，自由主义者预设了族群文化身份是社会经济身份的附庸，因此认为承认政治是不必要的，并且主流社会群体总是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导致族群关系安全化，因此任何增加少数族群自主性的主张都无法被接受。其二，承认政治能够通过族群身份的去污名化为少数群体带来尊严感，同时消除其与主流社会互动障碍，促进共同体感的培养；其三，差异公民身份能够消除政治多数决逻辑以及社会与市场中的竞争逻辑带给少数族群文化上的不正义，保障少数族群在社会领域、公共领域与主流群体平等互动，确保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这不仅能够使少数族群通过制度化的渠道消除自身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而且能够促进其自主性的实现，提升其在共同体中的主体性与共同体感；最后，多元文化主义放弃传统以主流群体文化为基础的国族性的建构，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因其所内涵的符合现代文明的诸多价值，其本身就能够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族性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发展自己的国家认同建构模式：以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社会性文化建构共同文化，以差异公民身份促进社会互动增强族群之间的共同体感和对政治制度体系的认可，以“公民化”原则代替公民资格引入协商理念实现对于族性政治化的控制。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发现，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认同建构上的优势在于在批驳了原有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建构道德上的不正当和实践上的不可能的基础上，把社会文化多元这个事实摆到国家认同建构的面前；另一个贡献则在于，通过承认政治以及少数群体权利的设置，减少了少数族群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与其他族群互动的障碍，进而增强了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共同体感及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其不足在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认同建构方案中共同文化的形成，族群成员之间互动的实现以及对族性政治化后果的控制，都过度依赖公民教育对提升公民美德的培养。同时，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的存在以防止族性政治化不良社会后果的产生，而且自身并非激烈的民族性问题的药方。因此，多元文化主义不符合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阶段性的语境，也不能对以民族问题为主的族群关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