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互相依存度大幅提高,对国际移民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此同时,移民模式和趋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回流移民开始呈现出新的回归性和循环性等特点。中国海外移民历史悠久,当代中国海外移民始自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但大规模的回流则是在2000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新兴成长的新一代跨国迁移主体,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参与和推动力量,海外回流移民成为尚未被充分探索的“二次移民”。移民的回流既是个人的行为过程,具有内在的行为动机和机理;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尤其是祖籍国家的一种筛选、赋权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内在的国家行为机理。国家的移民赋权和管理机制只有适应个人移民的行为机理,才能更好地促进移民健康持续的流动。因而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的指导层面上探索海外回流移民的行为规律和行动机理,十分重要和必要。本文基于详实的调查数据,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社会统计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新移民主要流出地与回流集聚地的浙江为个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我国大陆新移民在国际迁移中的回流行为模式,探讨其回流意愿、回流动因、回流地点选择和回流方式,分析海外大陆回流移民中基于身份差异而导致的回流行为模式的不同表现。同时,引入空间分析的方法,从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视角,分析其回流后的空间集聚模式及相关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基于已有的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我国海外移民回流行为的解释力度及适用性进行探讨,同时对我国国内相关移民政策提出对策建议。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阐述本文研究意义,并对近年来有关国际移民回流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主要集中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二部分重点对海外回流新移民群体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家庭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包括回流意愿、回流动机、回流地点和回流方式进行系统阐述,关注个体和家庭因素在回流中的影响力度,全面深入解读回流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对西方回流迁移理论对我国本土化研究的实用性进行探讨,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第三章、四章、五章、六章和第七章。第三部分以长三角为例,基于空间分析的视角,探讨了海外新移民在回流后空间分布的格局及其形成的机制,从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影响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机制,从空间的视角,探讨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对海外移民资源整合利用的政策启示。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和探讨,在对本研究的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对西方回流理论对我国的实用性和解释力度进行探讨,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移民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启示。基于以上阐述,本文主要形成以下结论：1、海外回流新移民呈现出典型的个体与家庭特征。对海外回流新移民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分析发现,这一群体整体表现出正向的选择性,但制度和政策的引导强化了迁移回流人口的分层,同时提升了整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优势：跨国流动拓展了移民家庭空间格局,迁移方向的转变和回流主体的变动造就了不同的跨国家庭类型,纯回流家庭、跨国／回流家庭和纯国外家庭回流概率依次降低,跨国家庭类型有助于预测回流行为。2、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意愿是微观个体、家庭和宏观外部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影响力度分别占76.8%和23.2%,即微观因素影响更为显著,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回流行为决策的主体依然是个人和家庭。同时,移民网络对回流同时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消融了个体差异在回流中的作用,有助于回流模式的转变和跨国实践模式的重构。3、海外回流新移民的回流动因因时代、职业类型、身份、年龄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从时代的差异来看,海外新移民回流数量不断增加,各类回流动因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投资、创新创业及跨国经营和居住成为新移民回流常态化动因；短暂的探亲和旅游及学习交流成为新移民在回流中观望的探索之举；从身份差异来看,华侨华人新移民回流动因差异相对较小,职业发展(投资和工作)是其主要动因,海外回流的留学新移民,回流动因以定居和职业发展为主,且这两种回流动因在回流的留学新移民中通常是相伴而行的;不同回流动因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工作和投资等职业发展型回流动因受到身份、年龄等个体特征影响较大；学习型回流影响较大的是受教育程度、家人是否同在一个地区等,这一类有很大一部分是跟随父母回国学习的少年；而家庭型回流中,以家庭因素(家人是否同一地区、父亲年龄和国外家人数量等)对回流的影响较为显著。4、海外回流新移民对回流地点的选择是在对个体、家庭、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综合权衡基础上的决策。随着回流决策的递进和迁移行为的推进,家庭的影响被逐步削弱,个体特征的影响依旧强劲；回流动因和回流地特征与个体特征遥相呼应,在回流地选择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5、空间的位移和目的指向性共同构建了海外新移民不同的回流方式。“跨国双向循环”流动成为新华侨华人主要回流实践模式,“多国环流”模式有待更多实证的考证；“长久返迁”与“一次终结”的单向回归成为新归侨与短期留学新移民的主要选择,从“投资”到“投智”,精英移民柔性回归渐成趋势,而中国并非终点站。6、新移民回流呈现出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和空间指向性的特点。海外新移民的回流与外迁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性的特点,回流的目的地与原籍地并不完全一致,在遵循与原籍地“邻近优先”原则的前提下,跟随国内跨省人口迁移流动向较为发达的城市集聚。不同主体回流亦呈现空间指向性的特点。高新技术园区、留学生创业园及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是新移民回流创业发展的主要平台,海外高端科研人才流向高等院校、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归侨更多的是选择回归原籍地工作和定居；而留学生则主要在留学生创业园区创业。7、侨乡情缘、产业集聚效应和政策引导共同成为海外新移民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包括浙江在内的长三角地区成为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侨乡亲缘吸引了海外新移民的回归,而产业集聚效应和人才政策的引导则推动了移民空间集聚并强化了其迁移活性。以海外华商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点,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形成的互动促进了移民资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同时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及都市产业和针对海外人才政策的相似性,强化了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的竞争效应,增强了回流移民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内空间迁移的活性。因而政府在制定促进海外移民优质资源的回流既需考虑到产业的转承启合,同时也要基于海外新移民回流后空间集聚特征和跨区域流动的特性,加强对跨区域侨务合作工作的重视。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较以往的研究有所拓展。在研究视角上,基于我国海外大陆新移民回流的特点,从纵向历史主义的角度,将国际移民回流理论对中国实证研究的验证分解到决策行为的不同阶段,辩证性地将其适用于回流决策的某一阶段或是某一部分群体,尝试构建本土化的海外新移民回流解释理论。研究内容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在有关回流决策与模式的分析中,按照海外回流移民不同的身份,将其具体操作化为外籍华人、华侨和归国留学人员,分析不同身份差异之下海外移民回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在海外回流移民资源空间分布的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具体操作化为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运用可视化方式表达不同资源空间分布与集聚的模式和特征,深层次探索不同回流移民资源集聚的动因及生成机制。2、探索构建了海外新移民回流模式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将海外大陆移民回流决策的全过程：意愿、动因、回流地的选择、回流方式纳入回流模式的分析框架,系统解读海外移民回流行为决策过程,将个体与家庭微观因和宏观制度因素在回流决策中的影响逐层分解；将动态个体回流决策过程与静态群体回流分布格局相结合,探索构建了海外移民回流决策行为模式的规范化研究范式。3、在移民回流研究中引入空间分析方法,强化了定量、定性和空间分析方法的结合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尝试在新移民回流模式的研究中,采用了分层线性模型和logstic回归模型等研究方法,在回流空间特征中则引入空间研究方法,将地理视角的空间定量分析方法与社会学视角的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以产业集聚的辐射效应为出发点分析海外移民资源回流的制度和政策因素,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海外移民与祖籍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吸引和和整合海外移民资源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切入点,以避免海外移民回流政策的泛化和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