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近年我国适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一种新模式。该模式自引入我国以来便受到各方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被大力推广运用。国务院、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相继颁布各种政策法规对PPP模式进行规制,包括PPP模式的操作流程、PPP模式的信息公开等领域,却很少有文件提及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机制。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机制是指受PPP模式影响或对其感兴趣的公众、组织或群体参与到PPP模式的全生命周期,通过有序的参与实现其对PPP模式的决策权、监督权和知情权的一种制度性安排。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有其特殊性和必要性: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区别于行政法上的公众参与,公众需同时面临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方而非传统的只需面对政府一方。同时公众对PPP模式的参与已经不再局限于实现其知情权和监督权,而是希望通过对PPP模式的实质性参与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根据协商民主理论的主张,公众通过协商的方式参与到PPP模式中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站在利益的视角对PPP模式不同阶段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的效率和有效性。PPP模式主要包括三方参与主体且涵盖着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在这些利益博弈中,信息、利益和成本影响着政府部门、社会资本方和公众的行为。因此要实现公众对PPP模式的有效参与,需要各方参与主体基于理性并在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时做出多方合作的选择才能最终实现共赢。目前,我国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机制在制度和实践中均存在问题。总结而言主要在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由此便导致实践中存在参与主体界定不清、参与形式和途径有限、参与程度较低、公众参与意识和技能薄弱以及信息公开程度较低等问题。结合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对PPP模式下公众参与机制的相关规定和实践经验来看,各国对PPP模式下的公众参与机制均有着各自的制度设置和实践创新。概括而言有三点:一是通过社区委员会或咨询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促进公众的参与;二是加强信息公开的程度,以有序的公众参与增强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三是给予公众一定的决策权以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规定只有在适合的土壤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吸收和借鉴域外经验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博弈论和域外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国在完善PPP模式下公众参与机制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明确PPP模式中公众参与的地位;第二,建立专门的PPP监管机构;第三,建立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第四,提升公众参与的有序性;第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