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是历来儒家各派哲学论述的重点。对于人性善恶的辩论，成为各家学术分歧的关键所在。二程作为北宋理学中洛学的创始人，其人性论思想得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后世儒家学者的高度褒扬。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二程人性论思想的研究，分析剥离出二程兄弟在人性论思想上的差异。 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总体宏观上指出二程思想的异同。首先肯定二程基本思想观点相同，他们都认为天理是宇宙唯一的本体，天理是自然界的法则，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的道德伦理本性。在此基础上指出，由于他们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存在着不同。程颢认为天理是具体的，是体用一如的，心、性、情均不离天理。程颐则认为天理是抽象的，心、情均不是天理。由此深入到下面部分详细论述二程人性论思想的同异。 第二部分，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考察二程人性论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介绍他们思想中相同的部分。指出，二程都认为“性即理”，把人和宇宙联系在一起，以宇宙本体论来说明人性问题，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二程对人性作出了“天命之谓性”与“生之谓性”的划分，在强调道德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合理的解释了现实人性的生物性；同时，二程讲“性”是兼及人、物的。他们指出，由于世间万物皆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之气混合生成的，因而人和其他生物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然属性，它们都具有“五行之性”，并且，人和其他生物皆具备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涵的“五常之性”，只是由于动物气禀的偏浊，而无法扩展其禀于天理的“五常之性”；在理欲观上，二程强调顺应正当的欲利，反对过分的欲望，以保存人的天理本性。 第三部分，论述了二程人性论思想的差异。认为，程颢注重“天命之谓性”与“生之谓性”的不可分离性，程颐则强调要区分“天命之谓性”与“生之谓性”；在性、心、情关系上，程颢对这三者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他侧重讲性、心、情一致，而程颐则主张以理节制情，要“性其情”，把性、情看作对立的两物，心亦仅仅只是性的物质承担者。 第四部分，比较了二程与张载人性论思想的差异。先简要介绍了张载的人性论思想。张载把“性”划分为两个层次，包括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和源于气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是平等对列的，而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有着不同的地位，天地之性才是本原。接下来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张载、二程人性论思想的不同。二程的人性论是其学说关注的首要问题，并由此生发，顺理成章地推出本体论。而张载的人性论是天道观在人身上的投射，是自天至人的必然落实；就对“生之谓性”的看法而言，程颢以“生之谓性”来把握“天命之谓性”，通过自己的诠释，赋予“生之谓性”以崭新的内容，故而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称许有加。张载则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他认为告子“生之谓性”的观点，没有看到人在宇宙间的特殊地位，把人性与物性等同看待，忽视了人性的超越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