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拐点。建国头三年国民经济得到基本恢复，但是，中国的落后农业国身份依旧未变，小农所有制与国家工业化的矛盾突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从酝酿到制定，再到实践，使中国社会性质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这是关乎新中国前途命运的分水岭。梁漱溟与毛泽东历史公案的缘起恰是这一总路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一经提出，立即在党内得到拥护和支持。但对于梁漱溟这种一生崇尚怀疑精神的人来说，若不亲自考量一番，绝不随声附和，甚至于不惜同毛泽东公然“唱反调”。毛泽东口诛梁漱溟是以笔杀人的伪君子，梁漱溟指责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的雅量。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历史公案的发生，表面看来貌似唐突，但仔细考量就会发现，究竟依据何种理论或信仰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却是梁漱溟同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涉及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化同农业、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梁毛之争的关键所在。关于农业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矛盾问题，在梁漱溟看来，工农生活的差距是“九天九地”，国家工业化不应一味牺牲农民的利益，二者应协调发展。然而，毛泽东却认为，一味顾及农民利益是“小仁政”，国家工业化才是“大仁政”，“小仁政”服务于“大仁政”有着现实的必然性。此外，除去梁毛二人性格使然的因素，周恩来细数梁漱溟的“一贯政治反动”，无疑是激发梁、毛二人矛盾的催化剂。梁漱溟认为，人民政协作为广大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不应是中共单纯的追随者，而是站在政府之外的监督者。作为一名个性极强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受毛泽东特别邀请，从旧政协代表成为新政协委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再加上毛泽东有意要将其立为“反面教员”，因此，梁漱溟遭到批判也是必然。梁漱溟是新中国敢于同最高领袖毛泽东廷争面折的唯一人物，此话在赞扬梁漱溟傲人骨气的同时，也就默认自公案发生后，这种“自杀式”的参政议政方式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