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然而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论是与老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不断蔓延,全球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所转变,消费便被寄予了厚望。而人口作为消费活动的主体,当年龄结构变动时,势必会对我国消费造成影响。第七次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0-1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7.95%、13.5%,相较于2010年各自提高了1.35%,4.63%,由此可见,少儿比重和老年比重同时增加且后者增势超过了前者。一方面,老龄化程度在持续加深,这一基本国情在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期内不会有所变化;另一方面,育龄女性的减少和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使得未来中国人口增长率不容乐观,因此我国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并存这一严峻问题。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其中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主心骨,作用重大。它为人们的未来养老提供了确定的保障,降低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受,增强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人们敢消费了,也愿意消费了。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探讨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时间比较短,保障水平有限,本文限于研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效应。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2002—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的交互项。为了更好地考察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此外还构建了以人均GDP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和养老保险的城镇居民消费效应。在实证中,本文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做了标准化处理,以如实反映劳动年龄人群的抚养负担。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对城镇居民消费均具有促进作用;少儿抚养比和养老保险的交互作用削弱了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与养老保险的交互作用加强了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分区域来看,少儿抚养比对东部、西部的城镇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而对中部有负向赋能作用。老年抚养比在中部地区正显著,而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向赋能作用。养老保险缴费率在东部、西部的正向消费效应显著。养老保险覆盖率为中部地区带来了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而在西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向赋能作用。在门限回归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由负转正。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提升人口出生率,助力消费规模扩大;积极发展银发产业,开拓老年消费市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升居民消费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