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观在生活环境中的渗透上古即已有之。《昆仑说》中关于玄圃的营造反射出人们心中对理想人居环境的终极渴望——对于神秘自然的掌控及对于死亡的对抗。随着秦汉以来医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魏晋六朝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医学与养生著作,养生理论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涌现了大量养生名家。有趣的是,士人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繁盛起来,形成了有别于秦汉以来的园林营造方式。本文从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切入,采用文献研读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就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与这一时期的养生思想关系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历朝历代的中医学养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与养生名篇著作《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养生论》、《养性延命录》等进行仔细研读,对该时期的养生思想特征进行提炼。并以《世说新语》为主要文献对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养生实践进行梳理。(2)通过对《世说新语》、《先秦汉魏南北朝诗》、《陶渊明集》、《嵇康集校注》、《谢灵运鲍照集》、《魏晋诗赋》、《洛阳珈蓝记》、《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园综》等与魏晋南北朝相关的诗文、园记进行梳理与研读,廓清这个时期养生思想对于士人园林中的发展的影响。分析从两汉时期——魏晋初期——西晋时期——东晋时期——南朝末期各个阶段士人园林的变化,最后得出士人园林的养生特征。并从士人园林的选址、营造风格、植物、动物、建筑等方面对该时期的士人园林养生特征进行总结。(3)选择东晋时期谢灵运始宁墅和陶渊明林园两座园主人贫富差异巨大的典型园林,对其园林营造与养生实践的本质特征进行整体解析,最后对比并总结两座园子养生的表现特征,以期验证该时期士人园林的养生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魏晋初士人追寻精神健康,但是私人园林尚未成型,于是士人只能寄情于大自然;西晋的短暂安定时期士人对精神健康的追寻也暂时却步,潮流又回到了汉代的夸耀攀比;后来东晋的偏安一隅,使得大部分士人有机遇和基础去发展园林,在魏晋六朝发展成熟的形神养生观的影响下,诞生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以精神养生为主的经典园林。南朝末期,士人园林营造在陶渊明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细致化、雅致化、丰富化。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养生营造实践特征具体如下:第一,由于士人对于自然理念文化的认可,导致在选址上均倾向于背山依水、气候高爽、土地肥沃、泉水清美、山林深处这样的环境。第二,士人还极力仿写自然,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在营造风格上都偏向于自然,以自然美趣味为欣赏对象,不再是秦汉以来的炫耀权利、地位为建园目的。第三,植物营造具有多功能复合型,既具备基础的物质药用功能,还具备作为审美妙赏的对象的功能,同时也有比德寄情之功能。药圃、果圃、菜圃、园林植物、自然植物相交织在一起,具有复合型、模糊性、多样性,但是植物突出自然风格,成为妙赏与比德寄情的对象。第四,动物景观以自然翔集为主,同时突出表现了对动物神韵的欣赏。第五,建筑采用零散式布局,建筑物少而简朴,不尚华丽,建筑与景观的巧妙结合,普遍追求凭树构堂,萧然自致的氛围,并且出现了精舍、僧房、经台等新的园林建筑类型。第六,园居活动丰富多样,从躬耕种植散步到丝竹书画再到品德的陶冶,都构成了园主人园林整体面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所有的景观要素中,植物所占比重最为突出,而动物的影响最为微弱。植物的养生功能从其基础的物质性到其精神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植物与环境、植物与建筑、植物与动物的关系中,植物是影响其他要素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养生学的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园林进行系统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园林理论研究的内容和维度,同时为现代景观设计中养生景观营造提供了重要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