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要素使用效率等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资本、技术、组织管理等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的综合体现,被视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核心。随着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利润率的快速提升,市场流动性水平在短期内激增,大量的资金涌入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脱离实体经济在虚拟体系内部空转,经济金融化现象凸显,实体企业金融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受到大量的关注。基于预防储备动机的金融化行为有利于缓解实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但基于投机套利动机,过多的配置金融资产,会挤出实体企业的研发创新、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投资等,导致资源错配,损害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文章对现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是否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行深入探讨。此外,考虑到微观层面企业金融化行为和全要素生产率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影响,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到分析框架,分析“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与诚信文化建设的综合环境因素对企业金融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以2009-2018年沪深上市的非金融、非房地产类实体企业为样本,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被显著削弱,将金融生态环境分为四个维度深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金融发展水平快、制度与诚信文化建设完善以及政府的适度干预有利于减弱金融资产配置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害。进一步检验企业异质性对于金融化、金融生态环境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关系的影响,将企业按融资约束强度、规模大小和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具有高融资约束强度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化趋势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害更大,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在具有低融资约束强度的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经济金融化、全要素生产率微观企业层面的理论研究,为政府引导资金回归主业和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