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地产价格成为了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等都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每个家庭的角度来看,房价上涨引起了家庭房地产财富迅速增加,对家庭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产生影响,进而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冲击也越来越广泛。我国经济中,不同家庭的收入、总资产、住房资产差异很大,对于这些异质性的家庭,房地产价格上涨如何影响不同家庭的行为。考虑普遍认为存在的“遗产动机”,遗产机制在房地产市场中起到什么作用,对家庭的房地产资产积累有什么影响,另外,政府的财政政策,如征收遗产税、资本收入税等,对不同家庭的福利有何影响,对住房价格最终又会有什么影响。这也是一个普遍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考虑到住房既有消费品的特性,又有投资品的特性,消费者对住房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投资需求。住房价格如何影响家庭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因此,在这些特征和背景下,本文的研究考虑了存在异质性消费者的住房市场,研究了住房价格、宏观经济、家庭住房需求与租买状态选择、家庭消费行为与家庭的遗产机制的关系,并分析政府的税收政策与转移支付政策对异质性消费者的不同福利影响。还实证分析了住房价格、遗产动机对家庭住房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家庭一般商品需求的影响,为理论分析提供了事实依据。主要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如下:　　第3章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了一个世代交迭的生命周期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消费者收入的异质性,并引入了遗产机制,模型了家庭不同的住房租买选择,根据家庭的住房租买选择,把其分为无约束买房家庭,约束为紧的买房家庭,以及租房家庭。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关心的各变量对均衡点上各经济总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关心的变量对均衡分布的影响,即对不同家庭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遗产机制的存在,增加了家庭对房地产资产的需求,造成资产价格上涨。遗产机制可以解释资产分布、遗产分布的肥尾分布。　　第4章在第3章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基本面的冲击,对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福利影响,和对其财富的影响。当遗产动机增强时,所有家庭的福利都减少,而遗产动机减弱时,所有家庭的福利都增加。其中,家庭的能力越高,当遗产动机改变时福利变化越大。同理,无约束买房者的福利改变要高于约束为紧的买房者,租房者的福利改变最少。另外,还将在以上的模型框架上,考虑政府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估计政府的财政政策对不同类型家庭财富和福利的影响。具体分析了三种税收政策,遗产税、资本收入税(房产税)和劳动收入税。研究发现,当遗产税增加时,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是不单调的;当资本收入税增加时,社会总福利减少;当劳动收入税增加时,社会总福利增加。资本收入税和劳动收入税都将使得工作家庭中高能力和巾能力家庭的福利减少,增加退休家庭以及低能力家庭的福利。但是,不同的是,资本收入税增加对所有工作家庭的净效应是负的,即减少工作家庭的福利;但是劳动收入税对所有工作家庭的净效应是正的,即低能力家庭的福利增加多于中、高能力家庭的福利损失。　　第5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考察住房价格、遗产机制对城市家庭消费和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处于不同住房租买状态的家庭,住房特征价格对其住房消费与住房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接下来,研究了住房价格增长对家庭一般商品消费(除住房以外的其他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并没有发现价格增长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住房价格上涨对于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住房租买状态的家庭的消费影响都不同。住房价格上涨对高收入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同时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即住房价格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分布作用。最后,考察家庭是否具有遗产动机对家庭购买住房概率与住房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遗产动机的存在显著增加了家庭购买一套住房的概率,对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影响为正,但是不太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原因。另外,对于只购买一套住房的家庭,遗产动机显著增加了其投资需求,而对于购买了两套及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价格对投资需求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价格水平与遗产动机的交叉项对其投资需求有正向影响,但是不显著。这一实证结果支持了在第3章的理论分析结论,即遗产动机促使家庭更多的积累资产。　　第6章利用最新的住宅楼盘数据,从特征价格的角度,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大连五个大城市的住宅价格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显著的住宅的价格梯度以及密度梯度,即距离市中心越远,价格越低,密度越低,与单城市中心模型预测相一致。还发现,容积率、绿化率、装修标准都会住宅价格有正向影响。而住宅所在周围地区的公共品,如地铁、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公园等都在住宅价格中有所反应,有这些公共服务的住宅价格显著高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住宅价格。　　最后,第7章对文中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指出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