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25日发布的《公司法解释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司法》在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评价体系上的不足,也使我国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制度完成了“二分法”向“三分法”立法模式的转变,但从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来看,我国的股东会决议效力瑕疵制度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之处。作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在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公司股东在部分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伪造股东签名形成股东会决议,不仅剥夺了这部分股东的表决权,还侵犯了其知情权。现有公司立法中对此种情况并无明确规定应当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本文通过陈某诉A公司等被告股东会决议纠纷一案,引出三个争议焦点:“伪造股东签名”所形成的股东会决议的定性、股东会决议效力有瑕疵时的溯及力以及决议不成立的诉讼时效。通过结合法律规定、学术观点以及相关司法实践数据进行分析,笔者提出如下观点:其一,“伪造股东签名”导致股东会决议出现严重效力瑕疵,属于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之一,可以适用《公司法解释四》关于决议不成立的规定。其二,股东会决议效力出现瑕疵时,以股东会决议为基础对外实施的法律行为也应受到限制,决议效力确认的判决结果应对恶意第三人具有溯及力。其三,就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应根据是何种决议效力瑕疵类型来确定。由于决议无效与决议不成立的效果几乎相同,因此当某一股东会决议被定性为决议不成立时,应当参照决议无效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做法,也不对决议不成立适用诉讼时效。最后,通过对司法案例以及理论的分析和总结,笔者针对本案引发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增加伪造股东签名为决议不成立的情形之一,用以囊括所有伪造股东签名的情形;第二,增加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效力有瑕疵时对外部行为溯及力的规定;第三,明确决议无效和决议不成立的起诉期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