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技术标准的出现和发展,过去十年标准必要专利侵权、许可纠纷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显著增多。纳入标准赋予了专利权人更大的市场支配力,造成潜在的垄断。为了避免“专利挟持”,标准制定组织鼓励或要求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披露其相关技术,并作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条件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承诺。各国法院也均一定程度上限制标准必要专利侵权的禁令适用。美国以eBay四要素规则判定禁令适用,故标准必要专利侵权往往因为无法证明其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而无法获得禁令救济;欧盟法院以“华为诉中兴”一案确定了“反垄断抗辩”的成立条件,并确定了专利权人和实施者的善意协商义务。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立法和实践吸收了美国和欧洲的先进经验,以专利法规制为主导,引入了欧盟规则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并根据中国行业特点,在标准必要专利披露和FRAND义务问题上作出规定。但绝大多数立法仅适用于推荐性标准等,不涉及国家强制标准和事实标准。本文通过梳理和对比美国、欧盟及中国现行立法和案例,区分国家强制标准、推荐性标准和事实标准,提出立法、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建议。国家强制标准所涉专利可适用传统专利法路径或行政手段调整。而推荐性标准所涉专利的立法已较为完善,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应当充分应用诉中禁令和担保金,避免实施者以提起专利无效等手段拖延缴纳担保;且在讨论双方过错时应更多考量相关因素而不仅限于行业惯例。事实标准所涉专利的权利人往往具有市场垄断地位,可用反垄断法直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