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内不同族群的语言很少自成一体,独立自足而不与其他族群的语言发生接触。语言接触的发生机制有很多种,其中地缘上的临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族群双方接触的密度和时间长短,以及相互间的族群关系也会成为影响接触中的语言之结构的重要因素。判定语言接触的一条最为简单的标准是,说话人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场合之下使用多于一种语言进行交流,而语言接触通常会产生四种重要的结果:语言的同化(language assimilation);语言的借用(borrowing),以词汇的输入和输出为主;语言的融合,即产生洋泾浜语和混合语;双语或双语现象(bilingualism)的产生。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单单只考虑语言的本体方面是无法准确把握到语言接触的内核的。因为作为主体的说话人身后,是有着整个社会和文化规范体系在支撑和规训着说话人的主体活动的。因此,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也就导向了对于说话人主体的研究,也就导向了对于说话人所处的族群,以及族群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此外,作为对世界起着建构作用的语言,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人对于世界的认知模式,或者换句话说,世界观。从这个方面来说,对于语言接触的研究,其本身也可以作为族群间关系的例证。所以基于本人的田野点境况,本文要论证的是,探讨在特定的族群关系之下,周围母语为汉语的族群,母语为尼苏彝语的族群以及母语为撒都白语的族群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强度的语言接触状况,以及在这种特定的语言接触之下,语言结构的哪些层面会被他者的语言所渗透。另外,本文除了一些语言本体层面之外,还会将目光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学的视野,即兼顾讨论在三个族群间的族群互动历史,族群互动方式以及特定的族群关系这些社会文化因子对语言接触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语言结构的变化会给当地人带来那些思维和认知层面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