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并作为一种外延式扩张方式,近几年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用以扩大规模或实现迅速转型。2014年以来,随着诸多鼓励并购重组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的推出,传媒行业并购交易活跃度迅速升高。高溢价并购形成了高额商誉,过高商誉往往包含脱离本质的超额商誉部分,加剧商誉减值风险,当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时,该风险将会进一步放大。2018年以来传媒行业发生了集中的商誉减值,不仅企业业绩大受影响,还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万达电影的典型案例,聚焦上市公司超额商誉及其减值问题,从商誉的初始确认到后续计量,逐步分析超额商誉产生的原因、发生商誉减值的原因以及该过程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因管理层过度乐观、无形资产识别与确认不充分、存在不合理业绩承诺等原因,万达电影多次的高溢价并购形成了超额商誉,增加了企业的经营负担,提高了股价崩盘风险,成为商誉减值的直接来源。（2）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放缓、行业拐点出现、预期协同效应未实现,是引起商誉减值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盈余管理成为计提商誉减值的决定性因素:维持股价、维护名声和薪酬等动机下,管理层利用减值法提供的裁量权,在前期避免了商誉减值,导致减值风险在2019年集中爆发;在受新冠疫情影响的2020年,为了传递关于未来业绩的积极信号,则继续大额地计提商誉减值,对商誉进行“大清洗”。（3）万达电影对商誉信息的披露流于形式,有配合盈余管理的嫌疑,报表使用者可获得的有用信息十分有限,很难据此判断商誉的确认与减值的合理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别从抑制超额商誉与商誉减值操纵行为、提高商誉披露要求、增加对商誉风险的关注等角度给出了防范商誉减值风险的一般性建议。（1）上市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改善及对专家经验的有效利用,会计准则对裁量度的完善,会计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抑制超额商誉和商誉减值的操纵行为。（2）出台更严格细致的商誉信息披露要求,通过更加透明的定量和定性信息,增强商誉会计信息的质量。（3）中小投资者应正确认识商誉风险,在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监管层、上市公司、分析师等也应该加强对商誉风险的关注,促进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首先是不同于前人利用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方式,本文选用一个典型的具体案例,探讨了超额商誉与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计提的“贡献”,探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已有研究成果有一定程度上的补充。其次是针对万达电影处理商誉过程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抑制超额商誉与商誉减值操纵行为、提高商誉披露要求、增强对商誉风险的关注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为相关各方提供改进思路,防范商誉减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