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发展趋势。老龄化的到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尤其对于养老保障还不完善的农村来说更是个挑战。随着农村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探讨如何应对老龄化，保障农村老年人生活问题十分紧迫，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向前发展、保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既为今后农村养老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也丰富了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现实问题的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撑。本文先阐释与研究内容息息相关的人口老龄化理论和养老保障理论，以此作为全篇的理论基础。从造成人口老龄化的因素“生育率、死亡率、人口迁移”三大方面入手，研究老龄化。在生育率理论分析中，阐述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莱宾斯坦的成本效应理论、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流理论；在死亡率的影响因素中引用斯彭格勒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只能在特定时期产生作用；在迁移因素分析中，以最为广泛的推力—拉力理论，阐明农村与城市间因生存条件而产生的推拉作用，影响着农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城市，加重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而养老保障理论主要谈到了四个理论：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贝弗里奇的福利计划、博登海默的社会公平理论，梳理这些学说，可以为接下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状况，总体而言，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数量庞大，速度加剧；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压力不均；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而农村人口老龄化既有与全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相近之处，又兼具其独有的特征，具体呈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二是农村老龄化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三是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三种现象叠加并存。针对当前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分析促使中国农村人口结构的不断老化的因素，主要为：计划生育带来农村出生率的逐年下降；医疗条件的提升使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不断递增；城镇化进程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笔者基于以上农村老龄化的发展状况，采用最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四十年中国农村各时期总人口数、少年儿童人口数、劳动力年龄人口数、以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进行预测，从而把脉2010—2050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走向。从对农村老龄化的预测结果中发现，未来四十年农村老龄化更加严峻。因此，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压力不容小视，为了应对未来更加严峻的挑战，只有建立起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农村养老保障在中国历经了四个阶段：初始阶段、探索阶段、调整阶段、发展阶段。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有两大形式——家庭养老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这两大保障形式对于化解农村养老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家庭结构转型、人口外流严重以及孝文化缺失阻碍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使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堪忧，而社会养老尚不完善，农村集体养老经济支持力度不足，供给水平普遍比较低，集中供养服务不到位，加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起步不久，实施和推广中还存在一些难题亟待完善，如：农民参保意识不高、集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够、新农保基金管理水平低、新农保与其他养老保险的衔接等问题，所以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任重而道远。在探索完善农村养老保障的道路中，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世界上典型国家农村养老保障具体做法，包括发达国家的德国、法国、日本，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印度，总结其相关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一要重视立法先行，依法保障养老保障制度的顺利执行；二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样能取得显著的成效；三要注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业政策的关联性，促进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四要建立多支柱立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对于我们建立农村养老保障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然后结合本国国情提出应对农村老龄化的养老保障方案。鉴于此，个人认为应立足于传统,借助政府社会的力量，构建一个融合传统和现代养老方式优势的新型养老保障体系。遵循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自助与互助相结合、生活服务与精神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从四个方面入手实施，一是实行家庭资助计划和弘扬孝文化来强化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二是通过提高农民参保意识、加强财政投入、提高保值增值能力、制定保障制度间的衔接政策来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大力培育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功能，主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养老环境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服务形式，提升居家养老质量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来实现；四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障立法步伐，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的法制建设。希望通过上述采取的积极措施，给农民养老建立起一道安全安心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