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意义上的非制式枪支认定标准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自从2010年的《枪支鉴定规定》将非制式枪支认定标准确定为1.8焦耳/平方厘米以来,刑法意义上的非制式枪支认定在学界就是有极大争议的问题。2016年赵春华摆设气球射击摊位,因其摊位上的玩具枪超过非制式枪支认定标准被认定为枪支,赵春华被认定为非常持有枪支罪,该判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其中,影响犯罪是否成立的核心因素“如何界定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成为涉枪类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核心讨论的问题就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是否必须按照行政法的标准来认定。为了遏制枪支给人们带来的危险和对社会治安稳定的威胁,我国行政法和刑法都有规制枪支相关行为的条文,但是实践中刑法使用行政法的认定标准来认定,由于现行的行政法的认定标准过低导致了刑法的入罪门槛过低,许多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都由刑法来进行规制,这不仅容易造成刑罚处罚的严厉性和犯罪行为的程度不匹配,造成罪刑不相适应,同时也极大的压缩了行政法的处罚范围,不利于形成实质上的对枪支的刑法和行政法的二元管理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也极易产生按照法律条文机械执法的问题。本文将结合相关典型案例,对非制式枪支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枪支认定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