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宣告破产,中国乡村治理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在民主与法治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发展取向下,乡村治理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统治走向共治;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权向上收缩和乡村治理结构深刻转型,乡村社会中的传统性和非正式社会力量也在回潮。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互交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同时并行,构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现实图景,同时也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矛盾和冲突的根源。本文以一个“半中心”、“半边缘”状态下的小镇——湖镇作为田野研究单位,通过对乡村治理制度历史变迁、制度过程运作和行动者行为策略的分析研究,揭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制度变迁和运作逻辑,从而对乡村治理中的制度悖论进行学理阐释。科层结构层面,制度建设意味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建构,在乡土社会表象下,“权力的文化网络”其实已经无处不在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一方面,“皇权不下县”的表象容易使人们以为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但事实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交锋所形成的权力中介领域,虽为地方精英所把持,但最终为政府所利用,政权建设的诉求最终导致国家权力主导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虽然晚近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国家权力主导社会建设,然而,过度集权同样被视为治理的异端;特别是,在经历了总体性社会的治理失败过后,顶层制度设计者除了向地方政府进行“委托——代理”性质的分权治理之外,一时半会儿似乎找不到其它更好的治理选择。理性行动层面,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应当由行动者、目标、外部环境和规范限定等四种要素组合而成。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国家不同治理主体存在目标冲突,治理制度需要依赖具体的组织行动者来实施,而组织行动者又往往是由更具体化的个体行动者组合而成,制度理性、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的不对称乃至目标冲突塑造了制度的“自主性空间”,使制度运作成为可能。制度只是“静”的东西,正是行动者的存在和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使“静”的制度“动”了起来,同时,亦是因为行动者的制度运作过程,制度偏离了它的预定轨迹和目标,走向播洒“龙种”最终却只能收获“跳蚤”的悖论现象。行动者行为理性背后,乡村治理陷入到制度困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