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激烈对抗和对峙时期。由于美中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加之两国文化乃至语言上的种种障碍,美国对新中国奉行强硬的遏制政策,致使两国间一直处于相互隔绝、极度敌对的状态,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彼此充满了猜疑、不信任和恐惧。而1963年底约翰逊政府接替肯尼迪上台后,为继续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和共产主义,防止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继承了前几任政府的对越干涉政策,并加大了干涉的规模和程度。约翰逊政府大幅度强化针对北越的秘密战,对北越实施短暂的报复性轰炸,派地面部队入越作战,将越战由肯尼迪时期开始推行的“特种战争”不断升级为“局部战争”;之后继续大规模向南越增兵,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的持续性轰炸,直至轰炸河内及中越边境附近的铁路目标,将越战不断升级。而中国此时期则针锋相对,坚决地反对美国约翰逊政府干涉越南内政,警告其不得将越战无限制升级,坚定地援助和支持北越及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并秘密向北越派遣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美中两国由来已久的相互隔绝和敌对,加上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的尖锐矛盾的急剧激化,使得双方关系持续紧张,并极有可能再次面临一场朝鲜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是通过这一时期的美中大使级会谈这一有效而重要的信息传递平台和沟通交流渠道及桥梁,美中两国就越南问题申明了各自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澄清了意图,解释了提议,并对对方的立场、观点和主张有所了解,试探和大体摸清了对方对越政策上的“底牌”,基本上做到了知己知彼。美国约翰逊政府通过美中大使级会谈申明了其帮助捍卫南越的独立和自由的重要责任、义务及抵抗北越和共产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阐明了其最终目标是使南越能自由地选择其未来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形式。同时它表明了其在越南目标的有限性,即美国仅是为了保卫南越,不会出兵入侵北越、甚至摧毁或颠覆北越政权,更无意将越战扩大到中国,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美国在陷入越战泥潭后,还多次表示愿意就越南问题积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对华抛出缓和姿态,希望中国能改变在越南问题上反对和平谈判和政治妥协的强硬态度,给予和平谈判努力以道义上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能利用其影响把越南问题从战场上移到政治舞台上来。中国则通过会谈表明了自己和北越是社会主义盟国和邻国,中越两族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加之考虑到国家安全利益,因此美国侵略越南就是侵略中国,中国人民不会坐视不管,中国坚定地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如果美国将越战无限制升级,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中国还表明了自己对越目标的有限性,即只有当美国直接出兵入侵北越,侵略或颠覆北越政权,甚至将侵越战争扩大、强加给中国时,中国才会出兵越南;中国的目的是防御性的,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但如果美国将侵越战争扩大到中国,中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还申明在越南问题上反对任何政治妥协,反对美国的和谈阴谋和骗局,反复重申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是贯彻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停止侵略南越并撤出所有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中止对北越的轰炸及其他战争行动,让越南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等,民解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必须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河内的四点立场和民解的五项主张构成解决越南问题的唯一依据。这样,美中两国在制订各自的对越战略时都认真考虑对方的可能反应,极力避免误解、误读、误判、误导对方,在实际行动中时刻保持克制和谨慎,竭力限制越战的规模和范围扩大。美国在南越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对北越的侵略则限制在轰炸范围而没有大规摸出兵,更没有将战火烧向中国,极力避免因挑衅而引起中国公开干涉越战。而中国虽然积极给予北越和民解以道义和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但是对越援助和支持主要是限于维护北越和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中国采取的是秘密派出志愿部队的方式支援北越,没有公开对美宣战。最终,美中两国避免了在越战中再次发生朝鲜战争式的直接军事冲突。而且美中通过大使级会谈就越南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从而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事实,证明即便两个没有正常外交关系的、处于隔绝和敌对状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严重对立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增进理解,减少隔阂,甚至减少或避免因误读与误判对方意图而引起直接军事冲突。这为美中处理两国间的冲突和危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为两国关系最终从战争、对抗走向对话、缓和作了某种铺垫。从此,美中两国间的对话和沟通交流逐渐代替了对抗、隔绝和直接军事冲突。20世纪70年代,美中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正式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