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起源于西欧的传统国家主权理论的研究与梳理,对现行国际法框架下的国家主权理论与实践提出批判,并指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凌驾于(西方列强)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法。国际法的实践无非是一国或多国(西方列强)主权在他国的宣示。国家主权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国家主权。妄图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和谐、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只要这个世界由西方所代表的资本力量所统治,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和谐”。相互制衡只存在于西方世界内部,并不具有普世性。西方列强制订的围绕国家主权的一系列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无不处处制约着中国的强大和发展,并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中国力图冲出重围确实步履为艰,不得不倡导“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主张。然而,国家主权的争议不可能永久搁置,伴随着中国的日益复兴,国家主权问题必须得到最终的解决。无论中国采取何种手段解决国家主权争端,如何打破西方语境下的国际法束缚,为中国未来解决国际争端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支持,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结合中华文明的历史、政治、文化、法律之传统,力图在比较批判西方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利益的新的国家主权理念,并为今后重新梳理国际法体系、建构新的国际语境下的国际关系,打下基础。国际法的确立,不仅仅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还应当进行“实践”。本文在新的国家主权理念指导下,以外蒙古独立中的国际法问题为例,实证分析研究中国未来向周边地区宣示主权的方向,进一步为新的国际法理念创建“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