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劳伦斯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据。通过对这两个翻译策略的起源、定义和争论的回顾,以及《飘》的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作者发现傅东华的译本更像是编译作品。作者在傅东华译本前言中读到道：“关于这书的译法,我得向读者诸君请求一点自由权。”从这句话中作者认为译者本身也意识到自己的译文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了,看起来更像是“编译”。在翻译过程中都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特征。一般来说,译者主体性包括“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三个特征。在20世纪早期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重要发展翻译的“语言学转向”。在“语言学转向”之前,翻译理论更关注的是译者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和翻译的技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着相当的自由,为了更好的掌控译本语言译者往往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因此在“语言学转向”前的翻译中归化的翻译策略占了主导性地位。而“语言学转向”后,翻译理论开始注重“对等原则”和“忠实原则”。而译者仅仅被看成“翻译机器”“舌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也遭到贬低,异化翻译策略开始成为翻译策略选择的新趋向。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经历了另一个重要转向,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费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出版。该书认为翻译行为应该至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翻译的“改写理论”,认为翻译就是“改写”。而“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和操控等的制约和影响。本文把这些制约因素转换成“译者目的”、“读者接受性”和“社会文化”并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和对比研究《飘》的两个中译本翻译策略,本文发现面向不同的目标读者需要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社会文化也对翻译策略选择起着重要影响作用,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更是至关重要；异化翻译在当前的翻译实践中仍然是一个主要趋势,归化翻译也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