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经学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科举考试的广泛施行，不仅将儒家经学列为核心内容，确保了其长期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而且还调动了普天之下的读书人诵习经书的积极性，造就了学习经学和讲授经学的庞大队伍，使经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普及;反过来，经学的演变与发展也对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和制度形态产生重大影响。　　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不仅缔造了康乾盛世，而且还编纂了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巨型图书。在经学发展上，清代又是一个总结与提升的时期。清代初期，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为代表的学界巨擘，倡导经世致用、博通经史的“实学”，加之清廷“尊儒重道”文化政策的确立与推行，经学走出了“低谷”，走上了复兴的大路。在这种经学发展背景下的科举考试，必然一方面体现出“实学”色彩，一方面体现理学独尊。　　清代中期，以考证经史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天下，受其影响，科举考试在制度上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即将长期处于首场《四书》文之后的《五经》题单独放置到第二场考核，在《四书》文之后增加五言八韵诗一首。在考试内容上，不仅第三场的策问题经史考证类试题大量增加，而且一直被程朱理学所控制的领地——首场《四书》文也被汉学所渗透。此时期，理学相对衰落的状况在科举考试中也有相应的体现。因受考据学兴盛的挤压，乾隆朝中后期的科举考试对理学知识的考核，明显减少。　　清代晚期，因时局日艰，各种危机频发，而以钻研故纸堆为主的考据学却日益支离破碎，脱离实际，于是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倡导变易，随之而兴。光绪朝中期，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借助今文经学，大肆宣传变法，直接促进了“废八股改策论”的科举改革。程朱理学因其意识形态的强大统治功能，在晚清尤其是咸丰、同治时期，重获尊崇，再度复兴。受其影响，此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对理学知识的考核，明显增多。但光绪中后期以后，程朱理学因日益受到国人厌弃而走向衰败，而科举制度的废除，更是加速了理学的的没落。晚清时期，汉学研究虽然走向衰败，但因其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学术积淀，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有所新的发展。在科举考试中，对于汉学知识的考核依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试经制度对士人习经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之前，乡、会试均实行“专经试士”，即士子从《诗》、《书》、《易》、《春秋》、《礼记》五经之中择其一经作为“本经”来学习和应举，但士人在五部经书的选择上并非是均衡分布的，而是多寡悬殊。选择《诗》、《易》、《书》三经的人数比较多，而《春秋》、《礼记》两经则人数很少。为敦崇实学，提倡经术，使士子《五经》全读，乾隆五十二年规定，在五部经书轮试五科之后，每经出一道题，实行《五经》并试。这一试经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士子对《五经》的学习，解决了《春秋》、《礼记》两经习经人数太少的难题，但士子为求捷径，经书往往不能遍读，而是热衷诵记删节本经书。同时，也使得科场怀挟之风愈演愈烈。　　清代时期，因累世应举，产生了众多的科第世家。科第世家为了维护家族的名望，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不仅延聘塾师授教，而且利用常年积累的“家学”文化资本积极进行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科第世家同时也是经学世家。由于世代应举，每个家族形成了自身所擅长的“家学”，撰写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作，培育了一大批经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