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寻求一条中国式道路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全球化、现代化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视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应战全球化挑战的结果便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共同的现代生产力形态作用于各民族不同的结构系统和价值系统，形成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模式变项，其中决定性的三组变项是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运作样式。这三组变项决定着财富、地位、权力的正分配和负分配，决定着利益和机会的前分配、初分配、再分配，塑造出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规定着民族一体结构暨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定型式，表现出一国全球化战略暨现代化范式的基本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三“点”成一“线”，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径路，即认清“问题所在”，探寻“力量所系”，把握“人心所向”。所谓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从最深层的理论逻辑来说，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思想径路符合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现代化发展重构市场、社会和国家结构关系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题，通过社会整合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依靠力量，在国家重建中把党建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核心，重新对市场、社会和国家进行结构功能定位，探索和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要求的新型结构关系，赋予我国的全球化战略暨现代化范式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探讨和否定市场经济从来没有离开过结构关系，马克思所谓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市场、社会和国家达到结构性和谐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沿习否定市场经济的理路，而是坚决抵制和纠正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自由化的偏向，矢志于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的结构改造，努力探索和实现市场、社会、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和谐。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一体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被冲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力于重建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族一体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科学回答了各种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张无法解答的依附性问题和后发展问题，在旧式的封建主义走到尽头，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通过在国家主导下保留市场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不同于原旨资本主义模式，也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又超出了东亚儒家主义模式，解放和焕发了被旧结构压抑的中华文明的现代之光，没有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于清一色的俄国化、美国化或者西方化的样板之中。　　通过马克思主义实践主题的中国化，分三步走使传统市场体系摆脱了地主经济的桎枯，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并进一步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历经迂回曲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民族统一市场的基础上盘活国内资本要素和低级要素，在全球化进程中防止要素外流，以低级要素吸引外部高级要素，使负面的全球化变成正面的全球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发育，政治系统才有可能通过市场经济增殖国富，才能深入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文化转型，使片面的现代化转向全面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实现依靠力量的中国化，以农民为主要依靠力量把传统市场体系从地主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市场经济有效运作奠定了现代工业前提，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在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保护和引导下培育新型的市场单元。人力资源要素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唯一可能形成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要素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抓住了这一关键要素，推动中国从以比较优势逐步转变到以绝对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全球化，把自在的全球化提升为自为的全球化;发挥国有经济和集体组织的保障和信用功能，通过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培育新型的市场单元，形成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内生驱动力，逐步把外生的现代化引上了内生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实现领导核心的中国化，打破国家与市场、社会结构关系中的权力集分错位，实现市场宏观控制的现代集权和社会治理的相对分权，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竞争的能力发生跃升，成为民族经济的“支持保护之手”，推动单向的全球化向双向的全球化跨越;并能够根据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方向和要求，开展社会动员，组织社会协作，在竞争和协作良性互动中使国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协作之手”，促使被动的现代化变为主动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