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诞生以来，在文化研究领域，就对之既充满着唱和之词与同情之语，也不乏质疑、批判甚至全面否定。然而，无论是褒或贬，费斯克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却是无可异议的。费斯克的重要性，或者说，费斯克文化哲学的价值和意义，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费斯克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二，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可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阅读费斯克的著作，给人留下最深刻印像的，就是他与众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大众”与“大众文化”的方式。费斯克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学范畴；它无法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因为大众并不以客观实体的形式存在。大众、大众力量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它们跨越了所有的社会范畴；而形形色色的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内，可以从属于不同的大众层理，并时常在各层理间频繁流动。费斯克将大众理解和界定为一组跨越所有社会范畴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这无疑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理解和界定“大众”的立场和方法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首先，费斯克使用“the people”、“the popular”等概念，而不是“the masses”等概念，这本身已经隐含着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立场上的分野；其次，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不同，费斯克是站在反“精英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大众的；再次，与奥尔特加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等不同，费斯克是站在反对“原子化”和“同质性”理论的立场来看待大众的。与使用“大众”一词一样，费斯克没有使用“mass culture”(群众文化)、“working-class culture”(工人阶级文化)或“folk culture”(民间文化)等概念，而是使用“popular culture”这一概念，这本身已经凸显了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路径和价值取向，也呈示出了他与其他理论家的差异。费斯克把大众文化理解和界定为，大众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大众的艺术一种乃是‘权且利用’的艺术(the art of making do)。日常生活的文化，落实在创造性地、有识别力地使用资本主义提供的资源。对大众文化的这种理解和界定，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费斯克是从宰制性的力量和规避、抵抗宰制性力量的双重权力关系之相互作用中来界定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并强加给群众的，而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第二，与那些从文化产品的角度来界定群众文化的理论家不同，费斯克是从大众作为实践的主体、从大众的文化创造性的角度来界定大众文化的。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快感并非文本固有的特性，而是大众在使用文本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费斯克不满意的是，过去有太多的理论家凸显了标志着金融经济和文化工业的集中制生产，而忽略了另外一种不屈不挠的沉寂的行为，即人们称作“消费”的那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形式”。从这种研究视野出发，就有可能得出大众是被动和被操纵的、大众文化是那些掌权者用来麻醉或灌输给从属集团的结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费斯克认为，文化产品可以同时在两种平行的、半自主的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中流通：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流通的则是意义和快感。费斯克主张一种双重聚焦，即不仅关注那种借以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且关注对权力的抵抗；不仅关注流通财富的金融经济，更关注流通意义和快感的文化经济。正是从这种独特的研究视野出发，费斯克看到了许多理论家所看不到的大众在文化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费斯克既承认文本是创造大众文化可以“权且利用”的资源，同时又不相信所有的文本都能成为大众可以“权且利用”的资源。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的，就应当具备“生产者式”的特征。虽然单单具备这些特征，并不能保证一个文本会被使用，但是，如果它不具备这些特征，就几乎没有被使用的可能性。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应当是生产者式的。生产者式文本这个范畴，是用来描述“大众的作者式文本”的，对这样的文本进行“作者式”解读，不一定困难，它并未挑战读者从文本中挖掘意义，也不以它和其他文本或日常生活的惊人差异，来困扰读者。它并不将文本本身的建构法则强加于读者身上，以至于读者只能依据该文本才能进行解读，而不能有自己的选择。“生产者式文本”把巴尔特的“作者式文本”开放性和“读者式文本”易于理解的特性结合了起来。费斯克从语言、过度与浅白、矛盾与复杂性、文本的贫困与互文性等角度，对大众“生产者式文本”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些特性予以肯定性的评价。文化工业的产品被大众选取或淘汰，首先取决于它们是否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体验具有相关性。如果一种文化资源不能提供切入点，使日常生活的体验得以与之共鸣，那么，它就不会是大众的，更不会被大众所选择。这就意味着与通常所说的“美学”标准不同，相关性是大众辨识力的核心判断标准。也就是说，相关性不是文本固有的特质而是被读者发现或生产出来的。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者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层面上，而是旨在识别和筛选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这就表明，无论读者分属于多少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文本可以提供或至少有潜力提供相应的切入点。相关性也不是由文化工业或学院批评家而是由大众创造的，只有大众才知道哪些文本能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连接从而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快感和身份认同。大众总是识别和筛选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通过有选择的断续性的阅读方式、对大众文化的着迷行为、文化消费模式的灵活性等方式而显示出他们的辨识力和创造力。费斯克关注大众文化政治潜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众文化的政治经常遭受误解。某种左派理论的悖论是：它一方面试图充当大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倾向于极力地贬低其为之代言的大众，否认大众文化的进步性。费斯克想要尝试的是，重新解释大众的力量，将之视为一种尚未开发的社会资源，以推动社会的变革。为了阐明这一点，费斯克归纳了社会变革的两种模式，即激进模式和大众模式。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发生在相对罕见的历史危机时刻，其所导致的结果是一个社会中权力的重新分配，它通常被描述为革命，如武装革命或其他形式的革命，而大众变革则是一种相对和缓而持续进行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持或增进体制中大众从下至上的权力，并维持他们的自尊与身份认同。因此，大众文化的政治是进步的而非激进的，是微观政治而非宏观政治。社会变革的大众模式虽然不是以推翻统治权力为直接目的，但是没有它就不可能有激进的社会革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抵抗的微观政治，为宏观政治的种子保留了一片肥沃的土壤，缺少这种土壤，宏观政治的种子必然无法开花结果。毋庸置疑，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往往将某些大众行动浪漫化，作为学院中人又以大众代言人自居等。但是，费斯克在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上的贡献同样也是不容怀疑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不仅仅注意到自上而下宰制性力量对大众的控制和操纵，更看到了从属者自下而上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看到了大众的文化辨识力、主动性和创造性，看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如果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与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可能会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