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预在历史大部分时间里都充满争议,争论通常产生于人道主义干预措施的目标和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差异。在2011年2月利比亚发生暴力政治危机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970号和第1973号决议,授权会员国可以进行干预,以保护平民免遭所谓的“迫在眉睫的屠杀”。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为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合作者在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追求其战略利益目标提供了完美的基础。非洲联盟虽然很早就启动了政治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但却被法国、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联盟边缘化。可以公平地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973号决议没有明确指定任何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参与2011年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而且非盟多年来一直站在治理非洲大陆安全问题的前列。尽管非盟面临挑战,但对苏丹2003年的人道主义干预、对布隆迪2003年的干预和对科摩罗2007年的人道主义干预很大程度上都是成功的,并得到了联合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非盟在非洲大陆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尽管非盟对其先前处理干预措施的工作表现出了明显的信心,但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干预行动中,非盟首次被完全冷落。因此,本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有:第一,在2011年干预利比亚期间,非洲联盟外交解决方案的孤立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第二,如何能够促进联合国与非盟在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有效合作?本文采用了以社会现实的相对本体论和解释认识论为基础的定性方法论。解释认识论为严格分析和解释非洲总体情况下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以及利比亚的具体情况提供了基础。在数据收集方面,研究采用三角测量的方法,对多个来源可信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是直接参与设计或实施2011年利比亚干预行动的利益相关方机构,这些主要数据包括利益相关方机构发布的新闻发布会、决议、会议、报告和正式公报;次要来源包括关于2011年利比亚干预行动的相关出版物、同行审查期刊和新闻文章。在数据分析中采用了文本分析方法,研究、分析和解释传播的内容和背景(而非传播的结构)、文本的来源和目的、其起源的时期,以及文本的预期受众。本论文的主要论点是,2011年在利比亚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对干预国家而言,追求战略利益比规定的保护平民目标更重要。因此,为了实现战略利益,干预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美国以及卡塔尔和阿联酋)故意排挤非盟,他们认为非洲联盟是一个潜在的敌对行为者。实际上,干预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所声称的平民保护问题。这与以无政府主义为特征的结构性国际体系中对外交政策结果的结构性现实主义解释有关,这种解释基于国家的自身利益计算。因此,本论文认为非盟被孤立的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干预国家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要抹杀潜在对立行为者的可能性,而非盟被认为是潜在的对立方。这是因为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当时被认为接近非盟的内部政治,在利比亚政治危机爆发前两年,卡扎菲当选为非洲联盟主席。在他执政期间及卸任后,他一直都向非洲联盟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此外,卡扎菲此前支持非洲的许多反殖民斗争也不是秘密,他曾经支持的许多反叛分子后来都成为了非洲各国的总统,如南非的雅各布·祖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和乌干达的约韦里·穆塞韦尼。基于这些事实,主要的干预国家认为非盟是一个潜在的敌对实体,可能会阻碍它们在平民保护的幌子下实现潜在的战略利益。针对干预国的战略利益动机,研究发现法国、英国、美国和卡塔尔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目的在于提高他们在利比亚石油生产中的份额。维基解密和英国下议院的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由于对利比亚石油的渴望非常强烈,卡塔尔在干预仍进行的情况下就匆忙宣布,由它负责代表试图推翻卡扎菲的叛军购买和销售利比亚原油。利比亚在2011年干预之前,每天石油产量为160万桶。研究进一步发现,对法国来说,2011年对利比亚的干预也是重申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非洲和欧洲。法国阻挠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非洲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非洲法语国家中的影响力。因此,对法国来说,干预和破坏卡扎菲政权是维持西方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家长式和新殖民主义现状的必要条件。对萨科齐来说,如果法国要在非洲继续保持影响力,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卡扎菲政权。此外,研究报告解释说,由于欧元区危机期间法国金融形势疲软,法国被迫退居二线,接受德国的决定。萨科齐被批评沦为默克尔的"应声虫",这些批评促使尼古拉·萨科齐想向德国表明,就军事和外交政策而言,法国仍然是一支需要重视的全球力量。德国知道这一点,因此从一开始就反对军事干预。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在干预期间与法国合作,法英密切协调是为了进一步发展之前在2010年11月正式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作为对德国在欧洲联盟的压倒性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对抗。卡塔尔和阿联酋都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对利比亚进行了军事接触。研究发现,当时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卡扎菲成为首要目标,阿拉伯领导人认为卡扎菲是对他们在该地区霸权的威胁,卡塔尔人、阿联酋人、沙特人、黎巴嫩人、以色列人和许多其他人出于各种地缘政治原因憎恨卡扎菲。因此,当他们有机会时,他们迅速将卡扎菲打倒了。对美国来说,对利比亚军事干预的战略考虑更多的是继续其在非洲大陆的军事政策。因此,美国对利比亚进行干预,以扩大其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强化美国非洲司令部军事实力。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非洲司令部正在与穆阿迈尔·卡扎菲倡导的泛非主义替代方案展开激烈竞争。在提高非盟与联合国在执行保护平民任务的合作方面,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散式安排,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全面的预警信息共享来建立预防行动机制。分散合作还意味着,非盟应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成为非洲人道主义干预紧急情况的第一反应者。这是因为非洲联盟具有更好地了解其成员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动态的相对优势。研究报告称,非洲人并不寻求国际社会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希望在处理安全问题方面可以得到自己的帮助。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指导非洲未来人道主义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第一个经验是,尽管保护的责任对人道主义干预做出了概念上的贡献,但仍存在着干预国家以人道主义作为诱饵,滥用平民保护任务以追求其战略利益的倾向。第二,干预任务的措辞和范围未能将可能参与人道主义干预链的所有可想象的行为体概念化。因此,恐怖主义团体和反对党等机会主义行为者可能利用和破坏人道主义干预的规范价值。例如,他们可能作为犯罪者和受害者发挥双重角色,编造或夸大证据,邀请外部干预,以帮助摆脱他们所反对的政府。此外,在解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时,还存在着随意性。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干预期间,干预国家采用了支持其战略利益目标的解释。的确,不同于国内法,国际法缺乏实证主义的解释。但是,如果干预任务能够没有明显的含糊用语,这一问题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本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提供了研究的背景。它涵盖了研究问题、目标、研究方法和设计、以往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的意义。第二章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本章中,本研究报告利用新现实主义和制度理论的解释优势,解释了在2011年对利比亚的人道主义干预中使非洲联盟靠边站和孤立的原因。新现实主义解释了干预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和自身利益动机,而制度理论则解释了一些机构在分担成本和使干预合法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三章讨论了自2001年以来在非洲大陆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以及非洲联盟在其设计和执行方面发挥的作用。本章认为,在2011年对利比亚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之前,非洲联盟一直在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其他安全安排中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阐述了2011年利比亚人道主义干预是如何实施的,以及非洲联盟的外交解决方案是如何被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行为体孤立和阻挠的。第五章阐述了在利比亚实施人道主义干预或保护的责任时孤立非洲联盟的原因。这种孤立是由于干预国家一方面希望实现战略目的,另一方面想要抹杀非盟这一潜在敌对行为者。第六章讨论了非洲联盟现有的和平与安全架构、非洲联盟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加强该架构,以处理非洲大陆今后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动。第七章总结了研究的经验教训、建议以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