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乡村治理问题便一直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当中国打开现代化之门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专注于制度建构,期望通过理性的设计将传统的东方乡村社会“拉入”到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于是乡村治理便意味着乡村现代化。而在依法治国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后,乡村现代化又变成了乡村法治化,大量西方法律制度被移植到乡村社会之中。　　 应当承认,中国乡村治理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长期来看是一种趋势,从法治的视角来看,这种转型就是乡村社会法律秩序的重构过程。然而,传统乡村社会以民间法为主导治理规则,以乡村精英为治理主体产生的良好治理绩效,以及当下乡村社会遭遇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价值冲突与效力拒斥的困境,都说明了乡村治理绝不是单纯的破坏或建构的过程,乡村社会的善治是建立在对乡土中国的充分尊重,与对现代资源的审慎选择基础之上的。面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张力,本文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寻求一条二者和谐互动的路径,而不是前者对后者的完全替代。而在面对制度失范、主体异化以及利益协调机制行政化,这类更为复杂的问题时,需要结合本土资源综合思考,一方面要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构筑以司法为中心的利益协调机制,形成乡村法治化的外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法治教育,培养乡村治理主体,特别是乡村精英的法治观念,以形成乡村法治化的内在源泉。　　 当然,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还有很多,解决路径也远不止本文中论述的诸种方式,然而冷静地思考,避免“救亡压倒理性”的冲动却是任何路径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