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礼乐文明代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教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上溯文王、中经周公、下至成康,由粗到精、由简到繁。礼乐文明的精神核心是“德”,周人援“德”入“礼”,使得宗教神学开始从属于礼文化;其政治核心则是宗法礼制,具体有仪制、乐制、官制等,这使得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同时又洋溢着和谐的温情。春秋时期,随着王室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的大幅衰减、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土地制度的变革,礼乐制度渐趋崩坏。这个时候,处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开始思考救治失序社会的药方,相对于东周这个“病体”,西周礼乐文明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参照物”。对此,有维护者、有改良者、有返归者、有变革者,走了各不相同的道路,最终目的,皆是要使社会重归于治。以老孔二者为例,前者突破了周人天神崇拜的传统和礼仪制度的藩篱,却继承了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雌柔、无为、不争等思想及其思辨精神皆暗合“礼义”;后者虽以复兴周礼为己任,赞叹周文郁郁,治国以“礼”、修身以“礼”,却又在“天”“德”等观念以及教育上有所突破。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本体、代表最根本的规律,“德”是“道”之用,“仁”是“德”之用,“义”是“仁”之所“宜”,“礼”是“义”的文饰,他们之间的“递失”不是质变,而是一种“朴散则为器”的关系。而老子所反对的是东周时期那种异化之“礼”,对于原初的质朴之“礼”则是赞同的。他在西周礼乐文明以及春秋礼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思想:“慈”就是慈爱、慈柔、敬让、不争;“俭”是节俭、简约、重本;“不敢为天下先”则是守常、守中、贵身、自然。孔子的“道”也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可理解为“先王之道”,即西周礼乐文化;也可理解为中庸之“道”,即以“礼”为指导来为政处事;还可理解为道德仁义,即仁礼合一的实践体系。这个“一以贯之”的“道”其实就是“忠”“恕”二字,“忠”是“礼主敬”,“恕”是“仁内礼外”的修养。孔子礼乐思想可以“真”“善”“美”的角度切入,他黜新乐之“假”、崇诗乐之“真”;倡导“礼”“乐”二者相辅相成,在潜移默化中催人向善;《诗》是基础功夫,“礼”是修身工夫,“乐”是修心工夫,三者的递进暗含着“真”“善”“美”的统一。老孔皆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构想:在前者“太上”的社会中,人民安土重迁,上下安居乐业,不用奇技淫巧,不求过分欲望,天性得以保存,与自然和谐相处。何以能之?不求高深智慧、不崇圣贤道德,不以繁政扰民,实行无为而治,最终“无为而无不为”。后者“大同”社会则尚贤能、讲信睦,天下为公,人们言、行、思均趋同,非一日可及,故要从次一级的“近期目标”即重建礼治社会着手。通过“正名”恢复“亲亲”“尊尊”的宗法秩序,通过“为国以礼”实现社会大治,通过“惠”“均”“安”实现人民的富足,通过“修文德”实现四方归之,最终走向天下太平。二者的思想是迥异的,他们对“礼坏乐崩”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但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孔子所谓“天下有道”的社会与老子所强调的“以道莅天下”的原则是相似的,他们的道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个看似无为实则“无为而无以为”,另一个虽要“有为”,但终极目标是“无为而治”。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天下的“玄同”与天下的“大同”异曲同工;他们都有“天下一家”之情怀,都追求社会的安泰和谐;他们都以人民为本,提倡顺民之性、化民无形的圣人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