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发展时期，各种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不断被引进和传播，在不同程度上向传统史学发出挑战。总的来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可以分为“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两派，而新史学又可以大致分为“史观派”和“史料派”两种，前者以梁启超为代表，引领新史学的潮流；后者则在重视考据风气的影响下，催生了一批史学大师，如王国维、傅斯年、顾颉刚等。“新新史学”是相对于“新史学”而言，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即马克思主义史学。自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马克思主义以来，唯物史观就在中国史学界引起关注，并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初期存在诸多问题，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重理论而轻史料、重一般规律而轻具体研究等缺陷，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发展时期，出现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著作。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独占鳌头，与此同时，由于与阶级斗争联系紧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偏差。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绝不能绕开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兴盛，每一个阶段都有吕振羽的身影和贡献。吕振羽（1900—1980），湖南武冈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共同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实基础。其自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时正式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史学研究极具广度，在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社会史、通史等方面皆颇有成绩，著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等，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西周封建论”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学界对吕振羽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给予了吕振羽应有的历史定位。然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要么是对其每一个领域的研究贡献进行论述，要么即是宏观对其评价，至于从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方面系统研究吕振羽史学素养的实属少见，这正是本文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