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区位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经典问题，而把制度引入到地理空间，探索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分布变化的作用机理，是当代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变化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在宏观尺度表现为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制造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跨区域要素流动与重组不断加快。地区间差异不断扩大；中观尺度表现为地区分工与专业化开始形成，部分区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工业发展集群；微观尺度表现为城市内部工业分布呈现郊区化、园区化特征。　　 作者认为，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是我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其影响具有“尺度性”。对宏观尺度(国家层面)制造业空间布局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等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观尺度(区域层面)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改革是关键的影响因子。而微观尺度(城市层面)上，土地制度，包括土地价格、土地供给和土地流转等制度变迁过程发挥了重要影响。　　 综合来看，制度因素对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　　 (1)资本和贸易开放促使我国宏观经济格局形成。以资本开放和贸易开放为主要代表的制度变革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由于资本开放和贸易开放政策的空间推进具有不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间资本循环累积效应和技术溢出能力存在差异，致使地区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沿海地区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形成了当前的宏观经济格局。　　 (2)财政和行政分权及企业自主意识增强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财政权力下放大幅度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先进制度方式并不具有普适性，由于各地方政府创新能力、行政能力不均衡，各地区制度创新程度和改革实施力度不均等，辅以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区位、市场等经济发展条件具有差异性，最终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区域内部不同城市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均衡。　　 (3)土地使用、供给及流转模式变迁促使制造业郊区化和园区化。土地制度是影响城市尺度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关键因素，第一，土地价格由无偿到有偿加速了工业郊区化进程；第二，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确定工业用地的供给方向，供给数量，供给时间等，决定制造业空间布局，同时通过基础设施配套和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制造业发展方向；第三，土地产权改革以及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流转加速了乡村工业化进程，农用地减少和乡镇企业促进了工业郊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