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聊斋志异》吸引了众多翻译家的目光。迄今为止,聊斋志异已拥有17个英译本,在海外获得了广泛传播。许多学者对《聊斋志异》进行了各项研究,其中也包括对这一作品的翻译研究。在各类相关研究中,学者采用了多种视角,包括从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目的论等角度对《聊斋志异》进行研究。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者从互文性的视角研究过该作品中的语言现象。实际上,互文性理论已被广泛的应用到翻译的研究当中,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际的案例研究。哈提姆和梅森就曾尝试提出过系统的框架以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就语言现象而言,《聊斋志异》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其中大量的典故使用,几乎每一篇文章中都出现了典故。典故语言简练却含义丰富,往往给译者带来诸多困难。但是在对《聊斋志异》的翻译研究中,典故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却并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尝试将哈提姆和梅森的互文性理论引入到对聊斋志异的翻译研究当中来,探讨《聊斋志异》中的典故翻译。本文对聊斋志异两个译本中典故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找出两个译本中典故翻译在哈蒂姆和梅森提出的三个互文性方面的差异,以此为基础就如何更好的对典故进行翻译提出相关建议。研究选取了翟里思和闵福德的译本,主要因为《聊斋志异》的众多译本中,翟里思于1880年出版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最为经典,该译本为《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著名汉学家闵福德于2006年出版的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在英语世界中也有较大影响,不过该译本在过去遭到了研究者的忽视,因此本研究也丰富了对于闵福德译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