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讨论哈罗德·布鲁姆在“误读”四部曲中提出的“误读”理论或者说影响诗学。布鲁姆所作的其实是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重写文学史。诗人们焦虑不安地生活在强者诗人的阴影之中，犹如儿子受着父亲的压迫；任何一首特定的诗都可以被看做是试图通过对以前某一首诗的系统重铸而逃离这种“影响的焦虑”。一切诗都可以被读作其他的诗的改写，读作对于那些诗的种种“误读”或“误释”，即种种力图抵挡那些诗的压倒力量，从而使诗人能够为自己的想象独创性开辟空间进行尝试。一首诗的意义就是另一首诗。他认为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随着文学历史的延伸，所有诗歌必然成为韵文批评，恰如所有批评变成无韵的诗歌一般。他可以说是现代的创造性想象力的先知式代言人，把文学史读为巨人之间的英勇战斗或宏大的心理戏剧，并依赖为自我独创而进行斗争的强大诗人的“表达意志”。这种英勇的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与一个解构时代的怀疑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精神是极端针锋相对的，而布鲁姆的确是为保卫个人的诗的“声音”和天才的价值而抵抗了他的那些德里达式的耶鲁同事们。他希望从在某些方面受他尊敬的某个解构批评的虎口中抢救出一个将把作者、意图以及想象的力量都恢复起来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新批评是布鲁姆主要的攻击对象，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对“自我”的摒弃更令布鲁姆难以容忍。布鲁姆的理论既富独创性与煽动性，他的批评实践也激起了相当广泛的争议，本文在对其思想来源与理论背景作一番大致的梳理之后，亦将讨论他的批评实践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