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纽带,如今县域经济规模已经接近全国GDP规模的一半,但与此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各种瓶颈,其中金融是主要制约瓶颈之一。截至2007年末,县域贷款占全国贷款的比重约为23.4%,县域存款占比约为20.6%,县域经济与金融呈现出明显的不匹配特征。县域金融的发展以及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引起了理论与实践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在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基础上,对县域金融发展的趋势特征,县域经济与金融的互动关系以及传导机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以金融收敛性为切入点,采用“金融相关比率”作为指标变量,对全国范围内的县域金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结果表明,在全国县域范围内,金融发展呈现出β收敛的特征,即金融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潜在发展速度更快,而金融发展相对领先地区潜在发展速度相对较慢。收敛特征的存在使得政府政策进行区域调节,促进区域间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成为可能。进一步分区域的实证分析表明,区域间还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特征: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收敛最慢。这为接下来本文进行分区域的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其次,探讨了县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尽管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较多,但大多数已有模型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遗漏变量和内生性的问题,这里首先通过引入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在理论上鉴别县域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并进一步判别两者关系是需求跟进型(经济为因,金融为果)或是供给引导型的(金融为因、经济为果)。在区域层面,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根据收敛性的分类特征,分东、中、西三个区域探析地区之间县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特征。这也为解决县域经济、金融不匹配发展的问题提供政策参考。再次,研究了县域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前面的研究表明,在全国县域范围内,金融发展是一个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变量,供给引导型的假设并不成立,而是需求跟进型的,这与Hugh Patrick得出的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为供给引导型的结论不同,进一步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也实证了本文得出的结论。接下来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县域金融对经济的影响机理如何?这里具体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分析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要素。究竟是哪些要素影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现有研究由于数据的缺乏,一般根据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定性的将县域经济的发展症结归结于金融投入和制度因素,缺乏切实可行的现实指导意义。而这里本文运用DEA的数据包络方法,找出处于县域经济增长有效前沿的主要金融要素,提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效率除了受到贷款总量和贷款质量的影响之外,还受到金融密度这一因素的影响,“改善金融密度”成为政策制定可行的指引。二是分析金融密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金融密度是本文相关研究中首次提出,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再次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密度与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利用实证模型得到“最优金融密度”也为合理的金融网点布局提供了参考。接下来对应的,在反方向研究了县域经济对县域金融的反馈机理。县域经济对县域金融的发展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而不能简单的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县域金融发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县域经济对金融的反馈机理有必要在微观层面进行细致分析。利用农行的普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结合回归分析的方法,结果发现:经济反馈影响金融时,经济结构、金融集聚程度、制度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可能都是影响金融发展情况的重要因素。而反馈机理的研究也是对影响机理与互动关系研究的一个呼应。最后,在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制度变迁理论对所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近几年中国金融制度的变革是沿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进行,而政府主导的这种变迁正是顺应了我国县域金融“需求跟进型”的特征,通过主动创造需求实现县域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即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实现了市场调节的目的。同时本文也针对中国目前县域经济、金融制度安排情况,综合考虑本文的理论研究结果,给出了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开放系统下创新县域制度,重视县域金融主体在利益导向下自主进行诱致性变迁,加强县域经济和金融制度变迁的协调性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