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一直被视为原作者的仆人,其任务是将原文以最大的相似性在译语中呈现出来。“忠实”也被公认为所有译者所必须共同遵守的一条准则。然而,这样的理论把翻译活动过度简单化,将翻译研究局限于应用领域,因此阻碍了翻译学科的发展。作者通过对国内外翻译理论的综述与研究,在肯定国内应用理论价值的同时,也论述了以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为目的的纯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作者指出,翻译的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寻求文本对等的过程,文本外的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翻译活动和译者的决策。译者应善于分析影响翻译活动的文本内外各个因素,通过对原文的操控和改写,做出满足译文读者、翻译发起人、出版者乃至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的译文。对翻译现象的研究有利于翻译学科的科学发展。除去绪论和结语,该论文可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反思。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理论过分侧重应用领域的研究,虽有其先进性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理论的发展。我们应创造性地吸收西方译论为我所用,丰富传统的“忠实”译论。第二章讨论了翻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等”。作者指出了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卡特福德的对等理论的不足,论述了研究翻译现象还应重视文本外的一重要因素,即读者。这一章节着重探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作者从效果对等角度解释了读者对于翻译的影响,突破了传统的文本层面上的对等,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文本外的读者身上来。第三章谈到了翻译目的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通常情况下,由翻译发起人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情况制定出翻译的目的并交由译者执行。文学翻译的翻译目的将译者、出版者和读者紧密联系起来。该章从翻译目的、出版社、译者以及读者的多元关系角度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文本外因素做出了解释。第四章讨论了更大意义上的译文接受者,即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作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操控,在某种方面反映了译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同时进一步验证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译者的取材、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大国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