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仲裁市场中多个典型案例的阐述梳理了我国国际民商事仲裁与海事商事仲裁领域中对于“无涉外因素”与“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识别的发展过程。对于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国内当事人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认定存在分歧的现象,本文从国内外立法、国际条约、以及法理上进行具体讨论分析,对我国当前的仲裁制度提出思考与建议。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立法层面上具体释明“非典型涉外因素”的特征及情形,在立法规范中明确允许国内当事人将涉及所释明的“非典型涉外因素”情形的争议提交域外仲裁,采取扩大解释的标准提升我国仲裁制度的包容度;可借鉴新加坡的“双轨制”仲裁立法,完善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合理放开将“无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具体标准,不断提升我国仲裁市场的认可度与国际化水平。第一章首先概述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主要法律问题,详细介绍了“无涉外因素”与“非典型涉外因素”的相关概念,说明了“非典型涉外因素”概念的由来,比较了“非典型涉外因素”与“无涉外因素”概念的区别,同时也通过典型案例来详细阐述了“无涉外因素”与“非典型涉外因素”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通过对相关概念的介绍,引入下文对于“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问题的详细论述。第二章主要是针对第一章所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原因分析,讨论我国国内当事人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具体原因及影响。关于我国国内当事人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具体原因,包括我国司法机关对于外国仲裁裁决的审查标准较为宽松,并存在“内部报告制度”的救济机制,同时外国的仲裁机构在服务质量上更加具有优势。从允许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优势、弊端以及风险分析等三个角度阐述了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的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发展与立法现状。首先是通过介绍2018年领先仿生仲裁案的基本案情及处理来说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标准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最新的裁判结果与以往的立场存在分歧。其次,详细介绍了对于“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国内立法现状,并同时参考了印度与新加坡两国对于“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印度为例说明国际民商事仲裁领域中部分国家对于“无涉外因素”或“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开放度在不断提升,司法实践中的裁判立场也有所转变,并提出新加坡的“双轨制”仲裁立法设计具有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是对于我国国内当事人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思考与建议。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非典型涉外因素”认定的标准存在分歧的情形,从“法无禁止皆自由”的法理基础、仲裁裁决国籍的认定标准以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国际商事仲裁指导性原则三个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了建议。笔者认为,结合当前全球经济大环境的背景,在我国自贸区建设稳步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发展的趋势下,我国在自贸区范围内应确定允许将“非典型涉外因素”乃至“无涉外因素”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先行先试,同时将此种做法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可借鉴新加坡的“双轨制”仲裁立法设计来完善我国的仲裁制度,以提升我国仲裁市场的开放度及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