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位于河南的西南角，是豫、鄂、陕三省交界的地方，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区。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官治”不力、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土匪猖獗，人民生活穷苦。面对这样的情况，地方精英为了稳定当地秩序，开始实行以“三自主义”（“自卫、自治、自养”）为理论指导的地方自治建设。淅川地方自治派比较重视教育，它贯穿于三自政策之中。因为教育是为地方自治提供服务，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通过自治的开展，淅川地方自治力量取代了县政府，掌握了当地的政权。这一现象导致了外来势力很难插足进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样的状况。随着战争的深入，沦陷地的学校和学生大批迁到宛西地区。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当地的封闭状态，传播了新思想，活跃了淅川的政治环境。面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淅川的发展，地方自治力量在不同的时期对他们的政策存在差异。抗日战争以前，淅川自治力量对外来势力主要是以抵制为主，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抵制，但同时也有合作，前提是不危害到自己的统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地方自治力量改变了之前的强硬态度，开始以合作为主，利用共产党来缓和国民党的打压，以求巩固对地方的统治。淅川的地方自治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是人民自保的本能反应。它本身不具有真正自治的内涵。虽然它也设有组织进行自治建设，但这是在强权下实施的，不是人民自发的。人民还是处在压迫剥削的环境里，生活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