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是与生存实践相伴相随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预设内蕴了风险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具体的生存实践活动构成了风险的现实根基,只要人们进行实践活动就必定存在风险。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至将来的信息社会,不同的生存境遇规定了不同的风险样式,相应地,不同的风险认知水平和应对方式反映了特定时期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位置,表现了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占有和实现程度。不确定性作为风险的本质特征,几乎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运用有限理性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追寻确定性的过程。风险关涉到特定主体的价值与利益,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现代性风险的生成有着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根源。全球化浪潮中社会风险具有极强的扩散性,能快速地穿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波及到其他地区,甚至形成全球性的灾难。然而,风险在带来灾害与危机的同时也提供了对未来拓殖的机遇,敞开了更为多样化的可能空间。本质而言,风险是人在认识与进入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感性活动是社会风险的现实基础,生产方式及其变迁是社会风险形成的主要根源,社会结构转型是激发风险的重要源泉,冲突与分层则是社会风险的生成动力。在此意义上,社会风险既是人之生存实践活动的必然结果,又是生存悖论的现实展现,主要体现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对象化与非对象化、有限与无限、实然与应然这四重矛盾,对人的生存状态构成威胁。风险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启蒙理性所主导的现代性运动在带来巨大成就与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的困境,现代性的风险实际上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在现代性曲折生成的过程中,风险不断形成并凸显为现时代的基本特征与主要问题。其中,生活世界危机的根源在于理性的分裂与误用,它可能导致理性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这是现代性最可怕的风险后果。生态风险、科技风险、经济危机则是现代性风险的直接外在表现。风险社会的来临是现代性自我遭遇、自我抗拒和自我反驳的结果。现代社会结构既通过系统调节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但结构所内蕴的断裂趋向也使得社会生活危机重重,风险治理又存在着相对的结构性依赖,风险社会陷入了固有的结构性困境。现代性的意义实现离不开制度对社会生活的规制与整合作用,但现代性制度本身具有自反性,生活在风险社会中很大程度上也是生活在现代性制度的副效应之中。总的来看,风险社会的来临标示着现代性既不能完全消化自身所带来的危机后果,但又不能走向后现代。风险社会的提出不是消解现代性,构建新的社会形态,而是在现代性范围之内以积极的反思态度与深刻的批判精神来检视和规范现代性,重建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关系。风险治理是对现代风险社会的积极回应。从理论层面而言,要将责任概念纳入为现代性道德的新维度,突破传统伦理的关注对象与时空局限,增强对未来的忧患感与责任心;进行生态启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在批判各种不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追求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从实践层面而言,构建社会风险预警体系,对短期风险和中长期风险分别进行监测识别和预警防范;在面对世界风险社会时,既要进行全球治理协商合作以应对共有的风险难题,又要防止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风险转嫁行为,推动建立合理公正的全球生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