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各类高科技、组织化犯罪,2012年《刑诉法》(修正案)正式赋予技术侦查材料以证据资格。技术侦查证据也由此揭开神秘的面纱,正式出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对此类证据采取了“转化”模式使用,缺少作为普通证据使用的实践运用的经验,故立法中未能详细规制关于技术侦查证据的采用、排除规则,这造成了其在具体运用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缺乏可操作性。比如证据“转化”模式的去留?庭外核实证据,是由法官独自实施,还是让辩控双方均可参与?如何保障证人人身安全、技术方法不泄露时兼顾被告人的辩护权?如何保证技术侦查证据不被滥用?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对于技术侦查证据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参考西方相关法律制度较多,根据我国国情研究较少;在实务界,很多技术侦查部门的执法人员仍对公开使用此类证据持保留意见,且存在各地做法不统一等情况。本文在参考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在实践中技术侦查证据使用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能够找到符合我们国情的完善方案。目前技术侦查证据在使用中产生各类问题,其主要成因为:一是受到侦察神秘主义的观念影响,侦查机关对法庭公开使用此类证据存在顾虑:证据在法庭质证时可能会泄露技术方法,这不利于未来侦查工作的开展,故对使用此类证据存在抵触;二是我国民众普遍追求结果的正义,而忽视了程序的合法性,司法机关内部也不例外;三是目前司法机关相互之间制约不足,缺少相关制度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制。为了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在实践中使用,笔者在参阅了大量资料后,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尝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立法中完善技术侦查证据使用的详细规则;二是加强针对技术侦查的监督,改变现行审批、执行二者合一的模式,由第三方机构对部分刑事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进行前置审批;三是制定违法使用技术侦查证据的惩罚机制;四是保障当事人的事后知情权和救济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