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作为佛教居士,其人其艺其文综合地体现着佛家文化的影响,他用佛学特有的“清静心”、“同情心”等来论述美学和艺术问题,表现出强烈的提挈中国佛学的学术诉求,成为中国艺术史、美学史上的奇葩。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丰子恺“具有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有学者“为贤者讳”,强调“佛家思想在丰子恺思想中并不占主流地位”,“认为丰子恺受佛教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根本上是方向性的错误”。那么,丰子恺究竟从佛学中接受了什么?佛学影响之于丰子恺必然是消极的吗?佛学经过怎样的认同、消化、吸收和改造才“镜花雪月”般融入其美学与艺术思想的呢?丰子恺皈依佛教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近代以降,中国佛学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丰子恺皈依佛教成为在家居士,是其在新旧文化冲突和双重人格纠缠中作出的最合乎情理的选择。丰子恺皈依佛教最直接的心理动因,是其对无常之恸的深刻体悟与慧解。如果说丰子恺认为“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那么,毋宁说他是由“终极关怀”而走向宗教的。他的生活方式是隐逸性的,其内心深处与世不谐的疏离感,也驱使他逃避世俗,亲近佛学。青年时期的人文环境以及师友间的交往,对其佛教心理的展开起着重要的暗示作用,弘一法师、夏丐尊、马一浮的影响尤甚。丰子恺推重佛学,是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但他的佛学思想比较驳杂,净土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律宗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与弘一法师“直下信入”不同,丰子恺是智信而非迷信,他信佛目的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修心,“以精神生活代替物质生活”。在他眼里,佛只是一种最高的人格境界。佛学讲“空”、讲“无我”,“无我”首先要抛弃“我私我欲”的贪念,正是在这一基点上,丰子恺毕生笃守着佛家信念,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着个人的品性修炼。丰子恺始终对佛教中的迷信部分是否定的,他强调直接用心灵与佛陀精神进行对话,去理解佛陀物我一体的慈悲心和四大皆空的基本义,这无疑与“五四”时期对待宗教的态度是一致的。从1927年皈依佛教至1937年抗战爆发,丰子恺的人生旅途由而立之年迈入不惑之年。恰恰这关键的十年,佛学走进了他的精神生活并成为他自我对话的重要话外音。正是佛学这一系统而完整的思想体系,滋润了丰子恺的心灵,伴随他走过了这段人格整合、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期。在佛学思想的滋润下,丰子恺深刻地咀嚼、体悟人生,形成了他随缘自适的处世方式、生死豁达的生命感悟和超然入世的人生态度。丰子恺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的特殊经历,使其美学与艺术思想涌动着浓重的佛学思想潮汐。作为传统的中国现代文人,丰子恺在会通中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以“绝缘”为径、“同情”为要、“童心”为本、“趣味”为旨的人生艺术化美学思想。人们发现,丰子恺的佛学情愫像血脉一样贯穿于他的四大美学与艺术思想板块中。虽然丰子恺在论述美学与艺术思想时,很少提到佛说,但是,从他对一些核心范畴的使用和布排,特别是从深层理路上看,运用的却是典型的佛学思维方式,绝非老氏和孟氏所能涵盖。他用佛儒混杂、通俗化的美学语言,诉说着“人生的苦闷”和“艺术的生活”的审美理想。丰子恺的“绝缘说”要义有三：一是“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二是“看见的是孤独的、纯粹的事物的本体的‘相’”；三是“远尘离垢”、“剪断世网”,以绝缘的即艺术的眼光看世界,实现生活的艺术化。此三义皆有深厚的佛学背景。从佛家禅定、真如、慧眼等切入,可见“绝缘说”实乃丰子恺基于中西合璧的学术理念,而为中国佛学寻找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可行路径,其中颇有将西方美学佛学化、生活化的用心在焉。丰子恺对“艺术同情”的理解,深受立普斯“移情说”的影响；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其核心精神实乃大乘空宗的“不二法门”。在阐释“气韵生动”即充分的“艺术同情”这一最高的心境时,丰子恺始终围绕“心”与“境”的关系而展开,这正是佛学中“心识”对“境相”的充注性和能动性。丰子恺对“绝对精神”作出的泛神论阐释,其文化渊源不是西方神学而是中国佛学。魏晋南北朝中国僧人本体论哲学意义上的形神之辩,对其艺术理论和创作有着源头性的影响。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对“仁”的阐发,实乃文字上取资于儒、内涵上则指向于佛。仁者,佛家“觉悟境界”之谓。丰子恺对“童心”的理解,既包含老庄的“自然之性”、孟子的“先验道德本心”,更包含佛家的“真如本性”。《大乘起信论》对“真心”的理解与阐释,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丰子恺对童心丧失与复得的考察,运用的是典型的佛学思维方式,同时也留下了心学前辈援佛入儒的痕迹。丰氏论童心较接近王阳明,而与激烈反抗旧儒的李贽有明显不同。丰子恺信奉净土宗而非禅宗,但与晚明文人类似,他亦在会通儒释基础上取禅学之旨,追求“适性自乐”的审美情趣,推崇“率真自然”的审美品格,所以他以“返本还源、回归自然”为核心的“童心说”的美学意味也彰显出来。丰子恺对“趣味”的理解,受康德“审美无利害关系”的影响；但其核心精神则是与禅境、禅趣相通的。禅宗自然适意的人生哲学,不仅铸造了丰子恺“艺术的生活”的人生态度,而且还内化为比较稳定的审美心理结构。禅学如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酵素,以濡化、醇化的方式浸润、弥漫在丰子恺“趣味”范畴和“艺术的生活”命题之中。他结合佛家“苦谛”诉说“人生的苦闷”,由厨川“苦闷的象征”推出艺术的“无用之用”和“艺术的生活”的审美理想。在他那里,“人生的苦闷”的艺术解脱与“人生的苦闷”的宗教解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之所以大谈“人生的苦闷”的艺术解脱而不谈“人生的苦闷”的宗教解脱,实乃“曲径觉人”。丰子恺作为佛家居士,确有浓重的佛教文化情结,他倾半生精力创作六册《护生画集》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护生画集》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其中倡导的“慈悲为本,泛爱万物”、“因果报应,力修善业”、“素食惜福,乐善布施”、“极乐净土,心行俱净”等佛家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对当前的自然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由于《护生画集》护生观立论基础固有的缺陷,使其面临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因此也遭到柔石、曹聚仁等人的尖锐批评。丰子恺从马一浮对理事关系的认识出发,从“护生即护心”的角度予以辩护。他将护生视为人格修养的一种方式,试图通过审美涵养人的慈悲心、同情心,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为《护生画集》所作的学理辩护启示我们：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应当把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结合起来,倡导“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生态美学是人学而不是科学的生态学,它的根本旨趣在于人的精神层面：进一步说,生态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存在论美学,“存在”比“生态”更适合成为它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