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有企业分为国有公司和法定机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新加坡国有企业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法律制度结构完整,条文科学,惩治力度更大。新加坡国有企业采取预算审批、决算设计制度实现了财务制度的硬约束,采取国家储备金总统负责制保护了下一代国民的长期利益,采取国企高管高薪酬及中央公积金计划保障了国企成员不想腐,新加坡总统和部长任命之下的国企高管建立了政府和政联公司之间的防火墙,新加坡国有企业受到部长的监督,国有企业授权其他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分工制衡,国有企业成员需进行财产申报和利益冲突披露,国有企业采购受到监督。新加坡严格的刑法、行政法、司法执行制度保证了腐败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新加坡国有企业无论是50元的“微腐败”还是上千万元的巨贪,都受到反腐部门一视同仁的重点惩处,成绩斐然,反贪效果显著。新加坡国有企业腐败预防法律制度和腐败惩治法律制度分别是新加坡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法律系统和经济系统结构耦合的产物。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反腐法律制度存在外儒内法的东方法治主义特征和普通法的实用理性主义特征,数据显示新加坡国有企业反腐法律制度收益大于成本,该制度具有可欲性,其制度经验对中国有着良好的启示作用,相关制度合理要素值得中国借鉴和移植,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加强预决算和审计制度建设,完善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利核心制度建设和实现反腐部门执法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