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指责是指让消极事件的受害者对消极结果负责任的倾向,在强奸犯罪中发生的可能性尤其高。强奸受害者不仅要经历强奸本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痛苦,还要面对周围人消极的、评头论足的态度和行为,二次受害加重了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并延缓了创伤恢复的进程。研究指出,许多观察者因素和情境因素都能影响受害者指责,观察者因素是指影响受害者指责的观察者特征,情境因素又称“强奸感知框架”,是指影响受害者指责的受害者、施暴者和犯罪行为特征。尽管近几十年来西方大量相关研究关注了观察者因素和情境因素如何在受害者指责中起作用,但研究结果仍存有不一致,特别是在受害者指责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方面还有待深入探讨。更为重要地,受害者指责可能存在文化差异,中西方社会存在着与强奸相关的法律、文化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的差异,这对于理解观察者的感知、评价和行为至关重要。中国深受儒家文化和集体主义的影响,耻于谈性并强调人际和谐,因此强奸成为了中国社会话语中的禁忌之一,在历史上被视作私人事件而非暴力犯罪,这强化了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受害者指责倾向。令人担忧的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受害者指责的研究是在西方社会开展的,只有少数在亚洲进行,调查中国文化背景下强奸受害者指责的研究极为有限。为了填补这些空白,我们结合量化和质性的研究方法,通过三个研究来检验中国文化背景下观察者因素和情境因素对强奸受害者指责的影响。研究一的目的是考察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能否预测受害者指责,探究敌意性别偏见和性别系统合理化在两者关系间是否起中介作用以及中介作用是否具有性别差异,对此我们构建并检验了一个条件过程模型。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法,249名参与者在阅读假设强奸情境后完成了受害者指责量表、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量表、敌意性别偏见量表、性别系统合理化量表和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结果表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能正向预测受害者指责,性别系统合理化在两者关系间起中介作用,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通过提高性别系统合理化水平进而促进了受害者指责,并且这一机制在女性中更为显著;相反,敌意性别偏见仅在男性中遮掩了两者的关系,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更高的男性更少地持有敌意性别偏见进而减少了受害者指责。研究二的目的是检验两种观察者因素（观察者性别和强奸迷思接受）和三种情境因素（受害者-施暴者关系、受害者抵抗形式、受害者是否报案）对受害者指责的共同作用。研究二采用准实验法,1011名参与者阅读随机分配到的假设强奸情境后完成了受害者指责量表、伊利诺伊强奸迷思接受量表和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结果发现,强奸迷思接受正向预测受害者指责;观察者最多指责熟人强奸受害者,其次为约会强奸受害者,最少指责陌生人强奸受害者;相比于言语和肢体抵抗,观察者更多指责仅言语抵抗的受害者,并且受害者抵抗形式的作用在低强奸迷思接受群体中更强;相比于报案,在陌生人和熟人强奸中观察者更多指责不报案的受害者,并且受害者是否报案的作用在陌生人强奸中更强;观察者性别对受害者指责的主效应不显著,但女性在受害者不报案时比男性更多指责强奸受害者,同时,强奸迷思接受遮掩了观察者性别与受害者指责之间的关系。研究三的目的是通过质性研究考察观察者面对真实强奸受害者时的指责模式,采用主题分析的方法对强奸披露的社交媒体评论进行分析。在获取原始评论内容后,根据纳入排除标准,904条社交媒体评论（939项分析单元）最终纳入分析。使用Nvivo质性分析软件,遵循主题分析法的六阶段程序,共识别出受害者指责的四类主题:受害者特征、否认或合理化强奸、羞辱和诅咒以及受害者行为,这些结果印证并扩展了量化研究的发现。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可以正向预测受害者指责;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通过性别系统合理化提高受害者指责的作用在女性中更强,但在男性中可以通过降低敌意性别偏见减少受害者指责。（2）更高的强奸迷思接受以及熟人关系预测了更多的受害者指责;言语抵抗预测了更多的受害者指责,且受害者抵抗形式的作用在低强奸迷思接受群体中更强;受害者不报案在陌生人和熟人强奸中预测了更多的受害者指责,且受害者是否报案的作用在陌生人强奸中更强;受害者是否报案和强奸迷思接受分别调节和遮掩了观察者性别和受害者指责之间的关系。（3）在社交媒体评论中,观察者主要通过受害者特征、否认或合理化强奸、羞辱和诅咒、受害者行为四个方面指责强奸受害者。这些发现表明受害者指责既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也表现出中国文化下的独特模式,为在中国减少公众对强奸受害者的消极反应提供了干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