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对此活动研究的记载在中国已是卷轶浩繁,其中仅就文学创作发生动力进行探讨的文献也数量颇丰,且不乏闪烁着光芒的真知灼见。然而,对文艺创作发生动力进行系统理论研究,中国起步很晚,且借用西方研究体系较多,这就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具本土特色的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说命题的忽视。“发愤著书”是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命题的典型代表,它一边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丰富内涵,一边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产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学界对其论述也百花齐放,然而这些论说都尚未辨析“发愤著书”理所当然成为文艺创作动力理论背后深藏的原因,也就没有挖掘出点评式的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动力理论背后饱含的对创作发生的丰富认识。本文首先将强调文艺创作动力的产生对情感的依附这一基础,接着论述“发愤著书”的文艺创作情感发生内涵,再深入探讨“发愤”和“著书”怎样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普遍概括意义的文艺创作动力发生事实。倒过来推论,由“发愤”和“著书”之间的双向性选择可推导出此处两个独立事件最初的结合并非仅是偶然,而具必然性:“著书”的产生需要有可抒发的情感,抒发典型情感“愤”对“著书”来说就显得极其重要;另一方面,主体不平衡的情感需要得以发泄,“著书”具有能满足这一要求的可然性,同时,比起其它发泄情感的方式,它更具有成熟性以及社会价值、精神价值,有它的优化性。由此可得,“发愤著书”是一个具普遍性、概括性的文艺发生理论,它反映了因情而作的文艺发生事实。这正好与文艺创作动力的情感发生相吻合。自然地,最后将得出“发愤著书”是文艺创作动力理论中的一个典型的结论。同时,“发愤著书”简单几个字背后隐含的中国古代深刻、严密的文艺创作动力认识观也将在推导过程中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