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域(vjang yu)是藏语历史地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中的姜域主要指狭义的姜域。就今天的地理范围来说,主要包括云南省丽江市的古城区、玉龙县和迪庆州维西县的叶枝、康普、塔城及香格里拉市金沙江沿线的金江、上江、虎跳峡、三坝等地区。除此之外,还包括怒江州贡山县和兰坪县的部分地区。藏传佛教自形成之初,就与姜域有过初步的接触。但真正与姜域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肇始于明代。明代木氏土司崛起于滇西北,其势力范围一路向北,直至延伸到滇川藏交界的康区南部地区。这个区域正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重镇,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木氏土司通过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对康区南部地区实现有效控制和迎合中央王朝的政治考量,从而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发展,噶玛噶举派也倚势在姜域迅速传播,并对木氏土司辖区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最终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打压和严格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第六世夏玛巴曲珠加措为代表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们广泛接触姜域的各级地方官员,普遍联系普通信众,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自上而下地发展,自然形成了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属性。姜域有了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而且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总的来说,明清时期是噶玛噶举派在姜域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重要时期。全文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解读“姜”和“姜域”的基础上,比较准确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姜域”作为云南西北部一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地方政权的不断更替,其所指涉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总的来说,“姜域”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历史上的南诏国、大理国、云南王等古代云南的地方政权及这些政权所辖区域。古代藏文历史文献中,有的将整个云南都泛泛地称为姜域,甚至有的还把整个云南乃至明代木氏土司所统治的康区南部地区都统称为姜域;狭义的“姜域”则指,清朝末年滇西北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形成后,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分布区域及教区被称为姜域。主要指今天丽江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集聚区。第二,探讨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首先,通过对明朝的西南边疆形势、明中央王朝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木氏土司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以及藏纳两族历史文化渊源等的分析,阐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必然性。其次,论述了噶玛噶举派传入迪庆的过程,介绍了明代噶玛噶举派在迪庆的主要寺庙,对部分重要寺庙的建寺时间、建寺者等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展开了论述。廓清噶玛噶举派在迪庆藏区的历史,为研究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再次,考证了噶玛噶举派正式传入“姜域”的时间和路线,梳理了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第六世夏玛巴噶旺曲吉旺秀、第九世噶玛巴旺秀多吉与木氏土司之间的互动关系史。对木增土司出资刊刻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进行了全面地考察和论述。对鸡足山、文笔山(姜日穆波)、达摩-当巴圣地等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和阐述。第三,探讨了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清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7世纪中期清王朝建立初至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之间;第二个阶段是1723年丽江改土归流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之间,首先,在第一个阶段,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避逃滇西北,在曲英多吉的影响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进入了一个繁盛期,但随着曲英多吉离开滇西北,噶玛噶举派逐渐走向衰落。其次,第二个阶段姜域受中央王朝派驻的流官统治。德格八邦寺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于1729-1759年间三次造访姜域,并在他的持续关注下,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复兴,在民间广泛传播,并开始本土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形成了噶玛噶举派“姜域十三寺”的格局。文章通过《司徒曲吉迥乃自传》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及对姜域的持续关注的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对司徒三次丽江之行进行了比较全面地分析。再次,对清代姜域的寺庙、僧人、活佛、信众等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对部分寺庙和高僧历史进行了考证和论述。第四,探讨了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方式与特征。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对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的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社会传播途经来看,呈现出多元化。但从传播的结果来看,明代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还未能落地生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尚未形成正规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第二,尚未形成本土僧团;第三,中甸是噶玛噶举派传入姜域的“中转站”,木氏土司的大型佛事活动和兴佛活动都在中甸开展。第四,噶玛噶举派在与汉传佛教的互动中实现自身的传播,而传播程度、范围及影响还很有限。清代姜域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使噶玛噶举派的传播呈现起伏不平的状况。但后来随着第八世司徒曲吉迥乃活佛为首的噶玛噶举派教派首领和普通僧人进入姜域传法,而且当时中央王朝派驻丽江的流官,虽然没有像木氏土司一样尊崇噶玛噶举派,但也没有进行打压和控制,而是包容性地让其自由传播和发展。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迅速自上而下地发展,并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和纳西族文化等各民族文化吸收与整合,姜域各地噶玛噶举派的寺院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姜域十三寺的格局。从教法传承方面来说,姜域寺庙隶属德格八邦寺的统一管理,而当地各个寺庙之间又是平行的、互不隶属的关系。从寺院的功能方面有说,发挥的是纯宗教的服务功能。而寺院建筑等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个时期,姜域民众纷纷送子弟出家为僧,姜域有了自己的僧团和活佛,僧人数达到2000余人。姜域寺庙的学修体系初步形成,尤其是宗教实修方面,文峰寺静坐堂独具特色。活佛转世方面出现了姜域自身的活佛转世系统,直至清朝末年,共认定了50余位姜域转世活佛,并且姜域活佛的族别呈现多样化。清代末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逐渐式微。最后,作者在充分论述明清两朝噶玛噶举派在姜域传播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二,明清时期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过程中,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佛教。因此,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是佛教和平传播理论的一个典型案例,对该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补充作用。第三,噶玛噶举派在姜域的传播程度主要受着文化差异的影响。在姜域传播过程中,丽江的纳西族受汉文化影响大,噶玛噶举派仅仅在部分地区和信众中流行;而维西一带的纳西族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大,噶玛噶举派成为该区域所有纳西族全民信仰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