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群体的安置和管控历来是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流民危机一旦爆发,即使政府以较快的反应速度启动救灾应急预案,向处于饥饿状态的流民发放赈灾物资,往往也只能收一时之效。对政府而言,用持续性“输血”的方法来处理流民安置问题不仅事倍功半,而且难以在根源上真正解决流民百姓的长期生计问题。在缺乏后续政府监管举措的情况下,大量居无定所的无业流民也会对辖区内的治安环境产生持续性的破坏影响。因而,针对不能立即遣返原籍的流民群体,除了应急性的赈灾举措之外,地方政府还应当着眼于利用流民内部衍生的社会关系来重新组织和安置,将流民从“负外部性”转化为“正外部性”作用,实现灾后秩序的稳步过渡。本文以在F省P市M岛B村的农户深度调查为基础,以当地的两个亲历者家庭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历朝历代地方政府对于流民群体的应对和处置措施,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M岛地区的基层政权是如何在流民潮诱发的复杂舆情和族群冲突的危机下,探索到一条兼顾本地民生和人道主义的柔性治理之路。当地政府在“依榔治流”的策略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人为划分了若干个榔社自治单元分管各村落的流民百姓,以榔主为榔社首领、纤头为港口商业仲裁人,开放航运业来吸纳无业流民,构建起一套包含选举、人事、财政和对外交往机制的复杂自治体系。在“官督民办”形式下的榔帮组织不仅在维护商业契约、保护水手权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航运业的进一步繁荣,而且通过约束和惩罚行帮水手的走私和盗窃行为,有效遏制了猖獗一时的海盗犯罪活动。在这样一个覆盖了乡村社会和海贸行业的特色流民自治体系中,正式的国家政治权威和民间自然演变的自治组织是两个最为关键的核心变量。通过深入的实地走访和口述调研,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研究结论,在面对类似1943年流民危机的时候,相比于传统的政府“统包统管”的安置措施,合理吸纳了民间精英的非官方自治组织具有节约行政成本和加快秩序过渡恢复的优点,利用已经存在于流民集团中的乡族纽带关系和一致的文化信仰认同,将流民从单纯的“受助者”引导成为参与地方建设的“自助者”,这样既可以达到解决流民生存需求的人道主义目标、也能够引导无序状态下的流民群体较为顺利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节约政府的行政维稳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