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伴随着外国戏剧的译介,出现了大量的改译剧。大体说来,改译剧有三个高潮,即文明戏时期、二十年代、三四十年代。改译剧在现代话剧剧本创作中起到过重要的示范作用,它所承载的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西方的启蒙思想给当时封闭沉闷的社会带来新的气息,它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索。但长久以来,戏剧界都存在着轻改译重创作的倾向,对改译这一重要的戏剧现象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虽然现在改译已经不是译介外国戏剧方式的主流了,但在当前情况下,它对我们如何更好地译介外国戏剧还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三个部分。第一章介绍改译剧的发展背景及概况。文明戏时期的改译,是在传统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主要有春柳派改译的日本新派剧、莎剧改译剧和文人的改译剧。二十年代的改译,在翻译文学占据中心地位的文化背景下,兴起了上海戏剧协社、复旦剧社、南开新剧团等爱美剧社团的改译剧。三四十年代的改译分两部分,一是左翼文学的文艺大众化时期,有左翼改译剧、河北定县农村戏剧实验中的改译剧和中国旅行剧团等职业剧团的改译剧;二是抗战时期文学的民族化形势下,掀起了抗战初期及大后方的改译剧和上海孤岛、沦陷时期的改译剧的热潮。第二章讨论了改译剧的文本选择。首先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论述中国近现代社会救亡图存、思想启蒙两大主流意识形态对改译剧文本选择的操控。另一方面是主流诗学对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影响,分别分析了文明戏时期和现代话剧时期,浪漫主义戏剧和现实主义戏剧主潮对改译剧文本选择的制约,以及对当时戏剧创作的推动。第三章研究改译剧的改译策略,基本分为三种策略方法:一是民族化的改译,这种改译对原作的改动幅度较大,完全本土化了;二是基本忠实于原著的改译,这种改译保留了原著的基本面貌,人名、地名中国化,改动的幅度较小;第三种为精神上中国化的改译,这种改译保持了原著的洋装洋貌。本章通过对这三类改译文本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改动的具体分析,分别论述了采用这类改译策略的原因,以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