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防治”是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三大攻坚战任务之一。报告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大,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目前我国环境治理中对于财政支出可能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空间效应尚未得到引起重视。为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本文首先依据公共风险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从理论上分析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的依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环境”服务提供者的选择。一是通过公共风险理论探讨了政府积极介入环境治理,同时注意治理过程中可能产生“二次风险”的必要性;二是通过外部性理论分析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可能导致的空间效应,同时根据现实实践的发展变化提出环境治理可能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三是通过公共物品理论分析认为,环保作为一项公共服务,本身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但在现实中由于存在消费“挤出现象”使得环保产品并非是财政学经典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因此在提供方式的选择上,可以考虑由政府和市场合作提供实现。其次,本文运用实证方法结合当前政府不断增强环境治理重视程度的大背景讨论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产的效应如何。基于主成分分析设计环境治理成效的综合评价指标,并引入有限理性偏好变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政府财政环保支出直接与间接效应的空间外部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多元因素复合影响下的环境偏好不足及其异质性,易导致政府治理行动滞后且存在区际差异;环境事权划分不清,致使“财政环保支出协同”在有、无环境偏好作用下均难以实现;政府财政环保支出对社会环保治理投资具有导向作用,且在环境偏好影响下产生更强的正外部性。最后,本文依据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为打造更加科学有效的财政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的环保治理积极性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事权划分不清导致财政支出产生的空间“挤出”效应建议深化地方环境治理事权改革;针对当前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较弱,建议政府采取PPP等方式加强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有质量增长,本文建议以产业结构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