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加特成立以来经历了安全治理机构和安全治理功能的不断变革,在域内安全问题的处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2013年末南苏丹内战爆发后,伊加特迅速启动了调解行动,然而调解工作并没有立刻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以建立权力分享政府为导向的调解方案反而让各派别的分化与对立更加严重,以停火监督机制为核心的维和方案也因伊加特的能力缺陷而不断宣告失败。南苏丹内战在调解-停火-交战-再调解的反复中持续了四年,最终于2018年在多方力量帮助下,通过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权力分享协议恢复了南苏丹的基本和平。相比伊加特主导的其他调解行动,2013年开始的伊加特对南苏丹内战的调解具有响应更快、主动性更强、对域外参与的态度更务实开放的特点,但伊加特在南苏丹也遭遇了与以往相似的困难,一是成员国内部冲突调解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二是伊加特安全治理能力依旧不足。伊加特在南苏丹的实践与困境一方面反映了其主导的安全治理机制在地区现实层面面临的困难,包括域内部族/民族间历史矛盾造成的高冲突风险、地区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导致的协调困难、资金不足导致的治理能力受限等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非洲之角安全治理机制面对的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即非洲之角国家在次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安全治理道路选择中面临的困境。伊加特的建立和运行是在自由主义和平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导致伊加特主要追求安全治理的“技术”提升,偏重通过调解和停火监督等维和工具推动“消极和平”以实现“人的安全”,在推动和平进程时设置了政治民主化的条件,而面对关乎冲突根源的社会发展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非洲之角国家在未来的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中或许应当重新审视自由主义和平的安全治理理念,重视“发展和平”理念的价值,尝试通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强经济一体化建设,尽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域内安全冲突的社会土壤,提升非洲之角安全治理机制的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