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市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现象日趋频繁,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本意在于通过提供更为准确完善的财务信息来保护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由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采取的是追溯重述法,该方法具有不影响当期损益的特点,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管理层利用,作为调节收益在不同会计期间“按需分配”的工具,以达到自利性目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发生不仅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侵犯了股东、债权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损害了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造成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频频发生的恶意差错更正还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因此,研究会计差错更正行为既是监管部门、学术界和广大投资者关注的重点,也是进一步规范会计信息披露行为、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上市公司发生重大差错更正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公司治理是为了解决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它不仅是现代公司设立、运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公司降低代理成本、保护投资人利益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制度保障和前提。财务报告作为这些制度安排下的信息披露载体,显然与公司治理息息相关。国外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究公司治理与差错更正的关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证实了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确对差错更正造成影响,但实证结论尚存争议。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与国外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固有特征,国外的研究成果无法用于解释和预测我国会计实务。然而纵观国内学术界,针对公司治理与差错更正相关性方面的研究还较为零散,缺乏经验数据。因此,在我国差错更正现象日趋频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重大差错更正的因素,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哪些公司治理的因素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差错更正的发生?这些影响因素与差错更正的发生具有怎样的相关性?如何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控制差错更正的发生?相信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提高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以及避免重大差错更正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是一篇以实证分析为主,规范分析为辅,两者有效结合的学术论文,将沿着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到实证检验再到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来搭建研究的框架。本文共分为5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首先阐述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回顾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引出研究方向,并概括本文研究框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特色创新。第二章:会计差错更正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会计差错的定义、处理和披露的相关制度背景,解释了差错更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实务中滥用会计差错更正进行利润操纵的现象。然后对公司治理和其体系构成做了概念介绍,并基于公司治理的经济学基础——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原理探讨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会计差错更正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章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资本结构和组织结构两个层面提出了实证研究的假设前提,并以2003年至2007年期间在年报中披露了前期差错更正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一一配对的基础上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wilcoxon符号等级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利用实证的方法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与差错更正发生概率的相关性。第四章:实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前一章的实证结果所揭示的公司治理与差错更正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针对如何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以期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完善控制恶意会计差错更正的发生。第五章:结语。总结本文研究成果,坦诚不足之处,并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深化和拓展的方向。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对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贡献在于:(1)本文对会计差错更正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回顾和深入分析之后,选择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会计差错更正问题比较切中要害。会计差错更正不仅仅是一个会计技术问题,它背后隐藏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才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国内研究文献中结合公司治理对会计差错更正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章很少,尤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因此本文填补了国内实证研究在该领域的空白,内容详实,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2)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具体来说有以下重要结论:①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会计差错更正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抑制差错更正的发生。这验证了“搭便车”理论,即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由于任何单个股东都只占有公司剩余索取权的一小部分,单个股东倾向于让别的股东去监督公司经营者,并在事实上形成了经营者无人监督的局面,使内部控制人可能利用差错更正操纵利润。而在绝对控股条件下,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性质且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绝对控股股东为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这一结果验证了“所有权缺位”理论,即由于国有股所有权缺位,国有股东即使在控股条件下仍不能有效地控制代理成本,公司不会真正保证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所有者;而非国有股东控股时更可能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会计信息披露质量。②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越可能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这说明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的特有体制,负债融资的内在约束和激励机制在资本市场上并不奏效,并没有对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形成有效的约束。③发生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的频率显著高于未发生差错更正的公司。在监督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董事会会议更像是一个解决公司问题的“灭火装置”,而不是事前改进公司治理的“预防装置”,董事会行为可能相对被动,董事会经常在出现问题时才被迫从事高频率的活动,而不是通过董事会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有效事前预防作用,这说明我国董事会行为中可能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效率浪费。④发生重大差错更正的公司拥有更大规模的董事会和监事会,这一发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规模还是显得臃肿,不利于会计信息披露。⑤董事会独立性特征与差错更正的发生没有显著相关性。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受到内部董事的限制,或者独立董事本身能力不够和经验不足,或是由于兼任太多导致独立董事精力受限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独立董事的执行能力。(3)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要保证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有效抑制恶意重大差错更正的发生,必须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着手,并提出了改善公司治理的建议,包括:进一步设计最优的股权结构和形成合理的股权集中度;控制资产负债率,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继续优化董事会结构、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来有效激励和约束经理层;加强监事会建设,设立审计委员会以确保内部监督的效力等措施。这对于减少经营者利用差错更正行为进行利润操纵,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作者学术水平和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完善:(1)在研究数据的处理方面,本文从年度报告附注中披露了“重大差错更正”项目的上市公司中选取了高报错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对差错更正的类型做进一步的处理,剔除客观原因造成的正常差错更正,如监管部门检查,相关政策文件规定等。又例如在确定股东性质时,今后可以进一步考虑按照“终极控制权”来确定股权属性,这样实证检验的结论会更准确。(2)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在实证研究中忍痛割爱放弃了对一些重要领域的探索。今后可以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比如高管激励、审计委员会,以及外部公司治理因素等,这些都是可能对重大差错更正有重大影响的公司治理因素。(3)实证研究方法尚需完善。现有研究在有关公司治理和差错更正相关性的许多研究结论不一致,未来必须在寻找更为稳健、有效的研究方法方面做出努力。笔者认为,借鉴其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