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在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历史悠久的商会作为一类社会组织,在沟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中作用巨大,在经济特区的深圳尤其如此。本文将商会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来研究,分析影响各类群体协商组织过程中的发起和参与决策的条件,现有研究认为成员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一个主要因素,而群体规模也是影响通过集体行动供给公共物品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集体行动发起和参与决策的博弈模型,围绕“商会运行过程中不同群体在这一集体行动中如何进行发起或参与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对深圳31家商会进行实地调查,检验理论假设。本文所作的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如下:第一,建立俱乐部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决策模型,将集体行动成员分为三类:发起者、追随者、其他参与者,分析不同类型群体在集体行动发生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与均衡策略,得出各类群体的数量规模对商会运行集体行动发起、参与决策的影响:与其他追随者的数量相比,追随者群体的数量对集体行动能否成功发起具有显著且关键影响。第二,分析实地调查所得的31家深圳市样本商会数据,Ordered Logit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商会运行中,对应追随者群体的理事会成员数量显著影响商会集体行动成功与否,而对应模型中其他参与者的普通会员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博弈模型中得到的结果。此外,商会党建工作、官方信息平台的更新频率、会长政治身份、政府购买服务和补贴、业内认可度、存续时间对商会运行中的集体行动决策有显著影响,而会长单位的规模和实力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结合实地调查所得典型样本商会的案例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和实力、会长政治身份、家乡和集体认同感、利益相关性、参与群体的规模和构成是不同类型群体在集体行动中做出发起和参与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党建情况、商会官方信息平台更新频率、政府购买服务和补贴、业内认可度、商会存续时间是影响商会集体行动展开的重要影响因素。第四,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影响商会能否良好运行进而影响俱乐部物品供给量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要求商会严格遵照各项法律法规以及《章程》合理开展各类活动,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部门加快转变对商会的认知,明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中政府与商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从而推动商会有效、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