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庞杂,目前学界的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为避免现有研究中的缺陷,票号研究应当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本为以“大历史”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对票号的产生、发展和衰败重新进行了梳理。(一)金融史首先是作为经济史和历史学存在的,所以必须担负起历史研究所应尽的责任。然而,金融史并非经济史的附庸,需要有可以与经济史有所区别的研究方法。“大历史”理论中的“数目字管理”符合这样的要求,并选取非人身因素的三项指标作为中西方通用的社会结构指标。此外,博弈论并非脱离社会制度假设的研究工具,在使用时需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二)票号的起源并非只是考察日升昌的产生时间,而是需要以此为基础全面审视社会结构的变迁。其中,既包括票号产生前社会结构的变迁如何推进其产生,也包括票号产生后如何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三)尽管涉及票号发展的因素很多,商帮在其中的作用是居于中心并且不可替代的,特别是票号成为山西商人近似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商帮的兴起过程以及商帮在明清两代所处的社会环境看,票号的发展与商帮有着极大的关联性。特别是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商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暗含并符合票号的发展过程。(四)在中国近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票号这种诞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私人金融机构完败于西欧近代金融体系下的银行。其中的基本的原因并非在于个人因素和行业因素,而是两个文明中的金融体系在起点和发展路径上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这决定了票号与银行的不同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