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际贸易中环境政策的现有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产品生产阶段的排污管制,运用寡头市场模型得出“生态倾销”的结论,本文归纳和比较了现有理论的基础模型和扩展模型,简单描述了现有理论的基石和框架。　　现有研究认为提高产业竞争力是设置环境政策的原始动机,但这明显不符合“理性人”假设。此外,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政府与消费者观察到的实际污染状况是不同的,单个消费者难以观察到全社会总的污染状况。在现有战略性最优排污标准的定义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政府利益最优排污标准的定义。本文以产品消费排污为基础,在自利的政府和信息不对称假设下,构造了单个消费者利益最优排污标准和政府利益最优排污标准的模型,以解释发达国家运用消费排污的环境管制政策构筑环境政策的动机。　　本文所构造模型是基于如下考虑:用前后两期政府税收收益不变来描述发达国家政府设置环境政策的动机;消费者效用以间接效用函数表示,即不假设具体效用函数的形式,以排除结论对效用函数形式的依赖。用政府和单个消费者两阶段的博弈来描述环境政策的设置过程。由第一阶段外生的关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确定政府当期的税收收入,第二阶段政府发布新的污染信息,同时消费者根据政府发布的污染信息,在最大化个人效用的前提下共同决定最优的排污标准。　　首先,本文借鉴最优税制的思想,在自利的政府和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讨论了以发达国家单边发布污染信息为前提的排污标准模型。本文的结果显示发达国家政府利益最优排污标准的设定可能与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政府发布的污染信息、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以及采用传统贸易壁垒阶段的关税率有关。　　其次,上述模型被用于分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布污染信息的前提下,发达国家排污标准是如何确定的。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将不再影响发达国家排污标准的高低。　　最后,本文发现使用我国对英、法、德三国以及欧盟的彩电出口量和对日本的蜂蜜、茶叶和玉米三种商品出口量、出口金额的统计数据,检验了上一部分模型分析所得到的部分理论结论。本文的结果表明:欧盟EMC指令对我国的彩电向欧出口在短期内具有数量限制效应;日本农产品相关的绿色贸易壁垒对需求弹性更低的产品有更大的限制效应,但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出口金额的限制,而非对出口量的限制。就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